全国中小学发展

『壹』 全国中小学为什么不全部“统一教材”

目前，我国中小学生教材有几套，有的是人教版本的，有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很多人都特别惊讶。为什么中小学不统一课本？如果中小学的教材是一样的，那么在高考、高考、高考中就可以取同一套试卷，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尺到底”。如果我们这样做不是能节省很多教育资源吗？

第三，教材编写还应考虑城乡差异和各省市教学水平的差异。有些省份是教育发达的，在教材编写上，可以适当增加中小学生的难度和要求。一些省份教育落后、欠发达，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学教育首先要考虑普及程度，而不是难度。同时，教材的编写要考虑适应性，这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贰』 全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行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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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2017年度全国教师总数和中小学教师总数分别是多少

专任教师1626.89万人，初中教职工407.81万人、小学教职工564.53万人。

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38万所，比上年增加2105所，增长0.41%；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0亿人，比上年增加545.54万人，增长2.06%；专任教师1626.89万人，比上年增加48.72万人，增长3.09%。

小学教职工564.53万人，比上年增加10.80万人，增长1.95%；专任教师594.49万人，比上年增加15.58万人，增长2.69%。初中教职工407.81万人，比上年增加8.06万人，增长2.02%；专任教师354.87万人，比上年增加6.09万人，增长1.75%。

(3)全国中小学发展扩展阅读：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关情况：

1、坚持教育 “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3、全国共招收特殊教育学生11.08万人，比上年增加1.93万人，增长21.11%；在校生57.88万人，比上年增加8.71万人，增长17.71%；特殊教育毕业生6.94万人，比上年增加1.02万人，增长17.30%。

『肆』 全国中小学联网率99.7%，这意味着什么

近日，根据教育部统计，现在中小学联网率已经达到惊人的百分之99.7。这意味着全国几乎所有中小学都可以享受到网络带来的服务，可以有更好的学习体验。

众所周知，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一个学校的发展绝对不是单单凭借老师的教学水平就可以提升的。一定要在各方面都均衡发展，而多媒体就是检测一个学校硬件设施最基本的标准。

这些学生有了这么好的环境，也会更加努力学习，利用网络来提升自己，进行更好的学习。

『伍』 中国教育发展史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

（一）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

袁世凯倒台后，范源濂为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1916年9月，教育部撤销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10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所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学校的教学开始加强科学教育，重视实验作业，增加了实用和职业的教学内容，民国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

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同时，积极地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主张男女同学。按1912年所定学制，只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到1915年，袁世凯公布《国民学校今》中，只准许小学一二年级内男女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解决男女教育平权的问题。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1918年6月，教育部通过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推广女子教育案”。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1921年以后，各大学都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中学实行男女同学虽然较为迟缓，但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如广东的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也实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办法。这些措施，尽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千多年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三）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新文学，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许多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于是，教育界人士强烈要求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当时，在北京，蔡元培等创办的孔德学校自编了国语读本，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这样，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渐地被淘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

（四）大学的改制

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他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校任课；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将学门制改为学系制度；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筹设研究所，组织各种研究会，鼓励科学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采用白话文讲义，帮助学生办刊物，成立各种学会等。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思想活跃，气象一新。北京大学的改制，引起全国高等学校的反响，有些做法当时即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议决照办。以后，各大学也逐渐按北京大学的制度办理。

（五）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和各种教育团体的建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旗帜鼓动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跃，涌现了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多种进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团体。主要有1915年在美国建立，1918年迁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联合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由国内教育、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冬由实际教育调查所、新教育共进所、新教育编辑所合并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这些教育团体从不同的方面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对1922年学制改革。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

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学改革实验

（一）试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

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分别是用以测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的方法。起源欧美，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1918年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编《毛笔书法测验》，为中国编制测验之始。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用智力测验考试报考学生。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东南大学及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了智力与教育测验约30种。后陆志韦又订正法国比纳—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同时国内各地举行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实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社内设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192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测验部，江西省教育厅设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并在南昌、九江及各地举行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但因“经费支细，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后来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除师范院校设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课外，在30年代就已经消沉下去了。

（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

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是作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介绍进来的。

设计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哲学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创，1917年输入中国。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过“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设计教学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讲演并大力介绍设计教学法。一时这种教学法颇为风行。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主要采用不分科的“作业中心的大单元教学”和分科的“设计式的各科教学法”两种形式进行。

道尔顿制为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国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所创，从1922年起中国开始介绍道尔顿制。最早实验道尔顿制的是上海吴湖中学，以东南大学附中等校的实验最著名。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实验此法的中小学有57所。1925年柏克赫斯特来华讲学，扩大了道尔顿制的影响。

1931年美国教育家华虚朋来华，介绍文纳特卡制，这是一种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混合的教学制度，曾在当时陈鹤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学试行，对某些学校的教学有过一定影响。

（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清末以来关于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一直称为“教授法”。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来些知识，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行知这个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基于杜威的教学观点而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但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同题，作为教学规律和科学概念“教学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学过程的实质，所以为教育界所接受，此后，均将教授法改称期“教学法”。

此外，这时一些学校还开展对各科教学法的研究。1927年各省市有专设实施小学者，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实验新的教学方法。不过这些实验都比较零碎，成果不大。

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

最早提出划区实验农村教育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1925年8月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随之职教社又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在列举的2I项事业中，第一是“研究改良农事，推行试验有效之农作方法”。第二“研究增进工艺效能”。第三“推行义务教育，凡学今儿童，不论男女设法使之就学”。第四“对年长失学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并于1926年7月以沪宁线上昆山的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域。办法是在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会，下分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试验期6年。1928年开始试验，主要工作为：建立农艺试验场，设立农具农产品陈列室，散发改良种子，组织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贷给农民，建立公共诊疗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个流动教室，开办夜校（教材用《农民千字课》，加授农民常识、公民常识、乡村信条），以及建立阅书室，立格言牌，举行露天识字、讲演等。于1934年试验完毕交地方办理。

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沪郊等地办理过农村改进实验区。为了培养从事农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职教社在徐公桥办了讲习所。1933年秋在沪西清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

中华职业教育社想通过农村改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当然是改良主义的幻想。不过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区把发展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采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针，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3]。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1932年陶行知草拟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提出工学团要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通的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活训练。同年，他在上海与宝山之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儿童工学团采取小先生制，还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叫自动工学团。学习内容主要是陶行知编的《老少通千字课》。此外工学团还修路、筑鱼池的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试验停止。

陶行知所提倡和实验的乡村教育，虽然提出了六大训练，但实际上他的着重点在于普及识字教育。晓庄师范是有影响的学校，自此全国各省开始创办乡村师范。

（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

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试验区。1930年“平教会”总会成立县实验区，并系统地提出其乡村教育观点。针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主张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1932年晏阳初替蒋介石拟定了《县政改革方案》。1933年河北省政府将定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设县政建设研究院于定县。“平教会”实验部主任亦即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实验部主任兼定县县长。“平教会”还在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开展过平教实验，取得不少成效。

（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只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伦理关系是人的“天然基本关系”，乡村是伦理社会的基础，从而提出了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办法就是由“乡村运动者”，通过政教合一的途径，用乡农学校去实行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和生产知识等的教育。

1929年由河南省政府决定，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由梁漱溟任教务长，设农村组织训；练和农村师范两部，培养基层政权人员和乡村教育人员。1931年在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服务人员和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区。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荷泽两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与两县政权合而为一了。由县政府下办学公文，在各区组织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村学校。乡农学校分初高二级，对象包括青少年儿童、成人、老年人和妇女。内容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各乡农学校共同课程，如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等；二类是因地因校制宜设置的课程，如自卫组织、自卫训练以及有关生产技术等。

（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实验”

邰爽秋是“民生本位教育”的倡行者。针对中国当时贫穷愚昧状况，他主张“救国先救穷，教民先教富”，把发展人民生计、改进人民生活作为民生教育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从1933年开始，邰爽秋及“念二运动促进会”、“中国民生教育学会”先后在沪西农村、重庆巴县农村等地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实验十几年。基本做法是：以“沪西农村念二社”和巴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为实验机关；以全体工农民众为教育对象；以发展民生的经济活动为经，以文字、公民、休闲、自卫、救国等教育活动为纬；实行“经济分团”、“混合教育”、“就地施教”、“全年施教”等教育组织制度；采用互教互学、自教自学、巡回教学和综合教学等方式方法；坚持知识技能并重，读书做工兼顾，提高工农民众文化素质，培养农村建设实用人才。民生本位教育实验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及其发展需要，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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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共和政体：1912-1937
http://book.ifeng.com/section.php?book_id=739&id=49727
外国资本与近代中国经济(1912—1949)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historystudies/200604/3798.html
民国经济史 (1912-1949)——“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之二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5
基于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国农业现代化（1912-1937年）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3/27/167051.html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005xdh/810978.htm

『陆』 中国小学数学的发展有哪六个时期

它们形体比较随意,笔画少的字占的地方小、撇,金文则铸型肥厚,一是从殷商甲骨文、商周金文变为小篆,丧失了交际的作用.行书是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他不像楷书那样规整,也不像草书那样随意,成为日常常用字体,狂草与隶楷的字体和笔法很不相同一般变为方折及横、捺等笔画.小篆变为隶书,现在所说的草书.甲骨文和金文变为小篆,前者更接近图画的的写实象形,而后者笔画圆转规整,逐渐与物形疏远.甲骨文刀刻的痕迹明显,三是从隶书变为楷书,笔画多少都占一格.从小篆到隶书,笔画多的字占的地方大,小篆形体整齐,龙飞凤舞,完全是一种艺术品,现代文字笔画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二是从小篆变为隶书.从隶书到楷书,除用笔有些变化,字体结构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另外还有草书和行书.草书本是各种字体的草率写法,是指章草、狂草等专一的字体.大约有三个阶段,是字体变化最大的一次,是古文字变为今文字的转折点.小篆的字形结构被打破

『柒』 重点中小学的存在对中国教育发展影响

重点中小学不能取消的十八点理由,可以参考一下
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先生在期间“取消重点学校”的一通言论博得了一片赞誉。但是，从理性的角度看是很值得商榷的。

1、无论是什么“重点”，在每个时期是都会有的，例如，重点大学、重点工程、重点工作等等。重点中小学也是“重点”的一类，为了搞好中国的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取消。

2、大中小学重点学校的存在是有理论基础的，完全符合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导师列宁说过，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重点中小学就是教育水平首先在一部分学校取得成绩的体现。邓小平理论也有“先富帮后富，然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说法。

3、重点中小学是这些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学生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有的还是历史形成的。决不可，也不可能谁的一句话就取消的了的。

4、平均主义、大锅饭看似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取消重点中小学，对这些学校的校长不公平，对这些学校的老师不公平，对这些学校的学生不公平，还有对即将上这些学校的学生也是不公平的。

5、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民族工业家王光英从国外引进了一套很具规模的化工（或纺织）工业生产设备，结果赶上“公私合营”，这套设备运到国内后，被拆分成若干份安装到了好几个省份。这看似公平，好几个地方都可以搞工业了，结果是都形不成规模的生产能力，使得中国在这方面失去了大发展的契机，耽误了三四十年的发展时间。

6、教育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重点中小学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与积累形成的。如果谁违反了客观规律，是要受到自然规律惩罚的。

7、反腐败是好的，但是，重点中小学决不是权力和金钱的腐败行为所能造就的。腐败能够使重点中小学衰落，但是腐败分子是建立不起来重点中小学的。

8、重点中小学是校领导和师生共同创造的，也有历史积累形成的。有些学生通过权力或金钱进入这些重点中小学，丝毫不能抹煞这些学校的光辉和成就。还正相反，重点中小学却能使权力和金钱拜倒在这些学校的门前，大长了优秀师生们的志气。

9、强行拆分破坏重点中小学容易，但是，再恢复或建立起来可就难了。就像一棵参天的大树，锯倒很容易，可是要再长成这样的参天大树还要等多少年。我们国家破坏自然环境的教训已经很深刻了，还要去破坏人文的教育环境，那就是历史的罪人了。

10、各地的重点中小学是各地乃至全国的重点大学的重要的生源基地，也是我国科技和教育人才培养的摇篮。试想一下，如果取消了重点中小学，将会极大地削弱和动摇重点大学的根基，这将对我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文革”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11、“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取消了重点中小学，重点大学很快也会沦落，也将会被取消。当一流大学与末流大学教育水平“平起平坐”的时候，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12、重点中小学主要的生源也是以学习优秀的同学为主，不是为权贵和有钱人的子弟办的。重点中小学不是“贵族学校”，“贵族学校”也成不了重点中小学。在重点中小学里，学习优秀的学生受到尊重，权力和金钱的势力在学习的优异成绩面前也是要甘拜下风的。

重点中小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遏制权势和金钱势力的场所。重点中小学的老师训家长，不管省部级的、厅司局级的，还是县团处级的家长，都跟训“孙子”似的。据听说，某一级的领导在他单位就深有感慨地说，我在单位是领导，大家都尊重我，或者怕我，都听我的；我一到了孩子的学校，我就得听孩子老师的，就是老师训我，我也得毕恭毕敬地听着，为了儿子，我就得当“孙子”。谁让人家是重点学校的老师呢！

要是普通学校就不会是这样了，老师要是训了当官的家长，他能立马把孩子转到别的学校去。

重点中小学是不会把权势和金钱怎么放在眼里的，因为“不差那几个钱”。

当然，对孩子还是一视同仁地进行教育。

13、据我所知，中国航天大队包括不少航天英雄们的孩子就在北京市的重点中小学上学。这一措施使得航天员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努力训练，奋勇航天，为国争光。另外，就是通过权力和金钱进入重点中小学的孩子也要努力学习，跟得上教学进度才行。

14、任何观点都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哗众取宠。一定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不能一拍脑门子，就说“取消重点中小学”。朱校长是大学的校长，对重点中小学知道几何呀？！

15、加强中小学教育，普遍提高中小学地教育水平，要在重点中小学的基础上，搞示范校，通过重点中小学的“传帮带”，把普通中小学或基础薄弱的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水平带上来，走共同提高的路子。这总比把重点中小学取消或拆散了，把教育教学水平降下去要好得多。从方法论上讲，这一上一下，可差的太多了。那种方式好，大家一比较就明白了。

16、农村的教育是个大问题，就连从农村出来上大学的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到农村去教书。怎么办？

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的主意好：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许多基层特别是农村没有人去。原因很简单，偏远地方工资低，而且再改变命运的机遇少。建议比较科学地划分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工资标准，越是偏远艰苦的地方，工资就要越高。

实行偏远艰苦地区教师高工资、高收入的办法好！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年轻有为，立志搞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先到农村或偏远艰苦的地区教几年书，把当地的教育教学水平提高上来了，个人也能挣一大笔钱。利国利民利自己，这才是切实可行的好主意，这比“取消重点中小学”高明多了。

17、办好中小学的教育，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来尝试，就是不能用“取消重点中小学”的办法。因为，一取消重点中小学，榜样就没了，标杆就没了，灯塔就没了，那样各个中小学就真成了“干不干三顿饭”，“学不学都一样”了。没有了激励机制，各个学校都吃“大锅饭”，学生学习也不必用功了，不爱学习的学生更乐了。教育教学水平下滑，学生学习成绩下降，整个一个教育危机呀！到那个时候，家长后悔都来不及了。

18、还要再说一点，朱校长如果不是党和国家重点培养，怎么能坐到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位子上来，与您德才相当者应该不在少数吧！您要是自然成长，进步的不会这么快。还是要有伯乐识马，领导提拔，所以，就不要再说什么“重点”的坏话了。

朱校长最近对教育的一些观点实在不敢苟同，今天先说到这里。

『捌』 中国小学教育的发展

由私塾说起到现在 - - ，还要说什么教学体系......，你才那么10分，就要别人干一大堆活，你在发梦吧，你都弱智的，我估计没人会回答你这个BC吧，如果有楼下的就说两句这个弱智加BC啊，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

『玖』 中国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前景如何

科技赋能引领教育行业。科技是手段，教育是本质，科技是为教育服务的，同时会引领和推内动行业的容快速发展。2020年将会有更多的培训机构建立管理信息平台，链接大数据，接通云计算，开通线上教育产品，触碰AI智能，研究VR全景教学，代理头部机构的双师课程。充分利用资源，提高人效和坪效，降低获客成本，提升产品质量，增强交付能力，争取更大的利润空间，提高市场份额，获得发展先机。
 
比如：在线直播领域催生了多种商业模式，有平台型，一对一型，一对多型，题库变现型和双师课堂。以粉笔公考和猿辅导为典型的题库变现形，主要针对职业资格考试和自主学习能力较强的K12学生，通过直播服务将题库积累的免费用户转变成付费用户。

『拾』 纠结的中国教育现状：中小学到底要不要减负

疑问
中小学减负，怎么了？
今年两会，再次将中小学减负问题推向舆论的高潮。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小学生减负的问题时称，从1951年到2017年国家围绕中小学学生的减负出台过几十份文件。但恰如古诗云：“一山放过一山拦”。几十年喊减负，有些地方孩子们的书包越喊越沉，课外负担越喊越重，睡眠和休息的时间越喊越少。
国家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在大力呼吁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并出台了许多政策文件扎实推进减负。
但近期一篇名为《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火爆朋友圈，并赢得了众多家长和网友的支持。
为什么在学业压力如此大的情况下，依旧有家长选择为孩子“加负”？中小学减负，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减负，还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
减负这件事儿，其实已经喊了有三十多年了，而且据统计，自1985年以来，中央政府下达49次“减负令”。如此重锤之下，却出现了一个尴尬局面：校内减下来，校外加上去，补习班的迅猛发展增加了中小学生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家长的负担。
事实上，细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尽管年年都喊“史上最严减负令”，但是不少减负政策只针对表面问题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并没有戳到问题的实处。
比如，2013年，北京市推出“史上最严减负八条”，明确要求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能超过6个小时，中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8个小时，每天下午3点半，学校准时放学。这就导致了“三点半放学，孩子无人接”问题。孩子下午三点半放学，父母依旧在上班，因而，在学校挤下来的时间，减下来的负，又统统在课外辅导班上还了回来。
也比如，针对作业的减量指令。例如今年，开学前夕，杭州市拱墅区、上城区教育局放出减负大招——两区小学生、初中生做作业超过晚上10点，就可以选择不做。然而，这样一刀切下来，能力强的孩子减了负，能力弱的孩子却“吃不饱”。除此之外，在家长惧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以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作用之下，校外“加餐”已经成为了必不可少的选择。
还比如，2月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的公告》，要求进一步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挂牌、命名及表彰等活动。但是，在择校热的背景下，仍有少数学校无视禁令。因此，一边是教育部门的三令五申，一边依旧是竞赛火爆，有的学校和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密考”，有的竞赛组织者，则把学校认可竞赛成绩作为竞赛宣传。
“学生减负到底应该减什么？”住川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医科大学校长何延政认为，“减负”减掉的应该是过于繁重的课外负担，而不是减少对学习的投入、对能力的培养，更不是简单粗暴地减少在校学习时间、降低学业水平要求。
不是不想减，而是不敢减
都知道孩子间的竞争压力大，负担重。减负原本是好事，但是，为什么还有不少人提出“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呢？
事实上，不是家长不想减负，而是不敢减。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近年来，我国在抓学生减负时，主要紧盯学校教育，要求学校减少作业，严禁学校补课。来自学校的负担确实减轻了，但校外的负担却迅速增加，很多家长都把孩子送去校外培训班。
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不少家庭，悄悄把“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主战场转向课外时间，课辅机构超纲教学、以竞赛转换招生资源的做法，严重扰乱了教育教学秩序，而最终接盘受害的正是中小学生，作业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睡不好，没时间玩耍，救救孩子的声音淹没在功利追逐大潮中。
这样悲剧性的恶性循环，其根源就在教育的刚需——中高考依旧不变。除此之外，“教育资源均等化”并没有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仍然控制在少部分学校手里。因而，多数家庭非常清楚的意识到，仅凭校内的所学孩子难以在众多的学子中脱颖而出，规规矩矩实施“减负”的学生，根本进不了好的初高中学习。所以，学生和家长都卯足了劲，要进入到一个优质学校，从而博一个看似光明的前程。
减负，真的有益于孩子的未来发展么？
更让家长们担忧的是，减负，也许并非真的有益于孩子的未来发展。
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减负教训，非常值得借鉴。当时经济飞速发展的日本社会，要求给学生减负的呼声同样强烈，教育部门当然从善如流。
怎么减负?和我们一样，少学东西，少上学，少考试。
“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问题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系列副作用。
首先，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变化，因而，私立学校大量崛起。
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无法为想要上好学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几乎所有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都投入私立中学，随之，没了要读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这样一来，极大地扰乱教育资源的有序分配，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公。
其次，便是课外补习班迅速蔓延，课外补习费的支出初年攀升，不少家庭因此入不敷出。
要考上好大学，仅仅上私立学校还不够，课外补习学校（日本称“学习塾”“进学塾”）专门为应试做好准备，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识。甚至，许多家长发现，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预习准备，连较好的补习学校都进不去。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够了解竞争游戏规则。
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又加重了一重学业负担——不仅无效，更可能适得其反。
减负减起来，靠的不只是一家之力，一时之言
“减负”并不等于公办教育的“后退”、不等于降低中小学生的课程难度、不等于不要学生刻苦学习、不等于减少学生学习时间、不等于不要考试。
但一味地减负一刀切，很可能会重蹈日本减负的历史。
如何能让负减下去，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悬在所有人心头的疑问。
中国教育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今天，我们要再次强调大力“减负”，是因为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教育的功能从过去的“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开始逐渐转向“人人成才”“各尽其才”。
减负是势在必行，但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前提下，“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无处不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减负减起来，靠的不只是一家之力，一时之言。
正如教育专家熊丙奇所言，要从根本上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把学生和家长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以及择校焦虑中解放出来，不能简单依靠推迟上学时间、取消特长生招生、叫停竞赛、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经营等举措，而需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也正如，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徐冬青所说，“减负”之难，难于上青天，某种意义上，是各类主体的合力所致。
跨越“减负陷阱”，必须厘清各类主体的责任，只有政府、市场、家庭、学校、教师承担了各自的责任，并建立问责机制，才能真正将学业负担减下来。在这个意义上，政府不但要履行自己的责任，还需要履行对各类办学机构和教育教学行为进行“规则设计，规范治理，规律引导”的公共责任，才能最终打赢这场事关祖国未来的“减负大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