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对中小学教育的启示

① 王守仁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一、王守仁的教育内容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提到“大抵儿童，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4]”他认为儿童喜欢游戏是他们的天性，在教育他们时要从他们的兴趣出发，不能将其天性禁锢与扼杀，就像草木刚刚发芽，应该顺应它们的发展，摧残他们就会适得其反。所以他根据儿童的性情和发展特点提出了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内容，来陶冶儿童的思想和性情。
（一）“歌诗”
他认为“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滞于音节。”，以唱歌吟诗的方式来教学，这样不仅可以激发他们的志向，而且还能消除他们的顽皮，使其多余的精力有发泄的机会。还可消除儿童内心的忧闷，使他们开朗活泼，并能适度表达情感。王守仁创造的“歌诗”,是一种有严格要求的教育活动。“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这里从仪容到精神都提出了要求,一方面要“审其节调”,一方面要“心气和平”,在不急躁、不放荡、不胆怯中认真学习歌诗,领会其内容,依照其韵律,体会其感情,“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歌诗有旋律和节奏，儿童喜欢学，愿意参与，还能有美的享受[5]。
音乐教育在开发潜能、培养创造力、完善人格、美化人生等诸多方面的独特作用。《论语》中将这种思想升华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乐”的完成，成为了教育完成的最后阶段，这个时候受教者不仅在内心修养、情感意象等方面得到培养和陶冶，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得到培养和陶冶，更是达到了外在的与内在的两方面修养的锻炼，从而形成了完美的人格。王守仁精通儒家思想，这也是儒家思想给王守仁开展教学内容的启发。
（二）“读书”
他认为“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通过读书，可以开发儿童的智力，增加儿童的知识，还可以“存心宣志”，是儿童形成一定的道德观念和理想。读书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儿童阅读教学，但古人侧重于“讽诵”(背诵)，穿插以讲解，在讲解课文中用委婉的语言暗示、劝告或批评，目的在于“导其志意”，“调理性情”，发挥“讽诵”。
[6]儿童的早期阅读不可忽视，幼儿可以从阅读中发现很多新知。
（三）“习礼”
他认为“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以学习礼仪来教育儿童，是他们养成一定的礼仪习惯，还能在学习礼仪动作的同时“动荡血脉”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习礼”同样是很有组织的活动,也有明确的目的要求。“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久则礼貌习熟,德性坚实矣[7]”

。礼是发于人性之自然，合于人生之需的行为规范。王守仁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又从明朝的封建礼节出发，从小就培养儿童的礼貌和礼节，发展其社会性，增强社会交往能力。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在当代高度发展的社会，懂得礼貌和礼节是为人处事的的原则。礼貌的养成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要注重儿童礼貌礼节的养成，这就要端正态度，讲究仪节，培养从容儒雅的礼貌习惯，为今后步入社会打好基础。
（四）“考德”
王守仁认为还应有考德这门课程，并在《教约》中作了明确规定“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饰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8]”这四大方面的问题，大致就是“考德”的内容，从“爱亲敬长”的实践，到在“街街步趋”的表现，直至“一应言行心术”，都在考核内容之列。可见得阳明先生是非常重视日常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
德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生动性、趣味性、实效性的范例。他关于儿童德育的实践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对于我们克服当今德育重说教、重灌输、成人化、千篇一律的弊端是很好的启示。
二、王守仁的教育方法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王守仁很重视儿童教育，他批评了当时盛行的“督”、“责”、“罚”的教育方法，认为这种教育方法扼杀了儿童的天性，他对此是非常痛恨的。所以他主张采取使儿童“趋向鼓舞”和“中心喜悦”的顺应儿童性情的教学方法，才能在教育中使儿童的学习日有长进，达到教育的目的。
（一）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1.诱导讽教学方法
古代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孔子，他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相传其前后有弟子三千余人,培养了不少博学多才的学生。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他总结、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理论。其中启发诱导的教育方法对儿童的教育影响深远，王守仁精通儒家思想，他的“诱、导、讽”的教育方法就是孔子教育方法的借鉴、总结和完善，利用“诱、导、讽”的教育方法开展了歌诗、习礼、读书的教学内容，不仅丰富了教学方法，还能使儿童在接受知识时不感到乏味，乐于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集体教学和比赛的形式
“每年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流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可以说书院里天天有“歌诗”,半个月里,人人要参加，带有表演性质的集体歌诗活动，集体活动孩子最愿意参加，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童生班次，皆如歌诗，每间一日，则轮一班习礼，其余皆就席敛容肃观。习礼之日，免其课仿。每十日则总四班递习于本学，每朔望则集各学会习于书院[9]”,通过集体表演，互相观摩，互相竞赛，在兴高采烈的活动中修身养性。
（二）授课“贵精熟”
在今天的幼儿园教育中，存在幼儿园小学化的现象，幼儿园儿童就开始做家庭作业，过多的课业负担，使孩子产生厌恶心理，太多的学习内容使之不容易掌握，导致部分自信的丧失，从而导致厌学。而王守仁早在四百多年钱就提出“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在儿童之力能达到的范围内施教，他以种树比喻“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再加水，白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浇水，便浸坏它了”。教导儿童如种树，水就好比知识，只能随儿童接受知识的能力给予适量的“水”，否则，给儿童带来过多的压力，会把学习兴趣抹杀。因此他在指导儿童读书时指出“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只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这就是说授书要量力而教，教授的内容要在儿童能接受的范围之内，[10]还要给儿童的大脑留有一定的思维空间，这样他们就会将学习当城市中快乐的事，在得到指示后会有成就感，能增强其自信心，从而使学习的兴趣更浓。
（三）注重课程的安排顺序
王守仁在《教约》中规定“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11]”。课程共五节，上午习礼放在诵书背书之后，可使学生在疲乏后动荡血脉，舒展筋骨。下午，在诵书讲书后，又在悠扬的歌声中结束一天的课业，可是学生乐习不倦。从这种教学内容顺顺的安排来看，王守仁力求学生兴趣与学业负担之间的平衡，并且做到学习的动静搭配、体脑交叉，具有科学性。在当代的幼儿园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也要注重这一点，做到合理、科学的安排幼儿课程，这种教学方法值得现代教育者借鉴。
王守仁提出符合儿童特点的教育思想是非常有进步意义的，从儿童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出发，开展多种教育教学内容对今天的教实践活动仍有其指导及借鉴价值，值得我们推敲、学习。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儿童教育思想为我们现代学前教育所用。

② 论梁启超的学校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有什么启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育与选官直接相连，使学校教育逐渐变成科举的附庸，“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了读书人惟一的奋斗目标和整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封建社会中，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学问只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也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1](P150)。因此他认为传统教育之下读书人整日埋头于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考试，盼望猎取功名利禄，不钻研实用知识，不晓得古今政事，消磨才气，浪费了时光，根本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因此他提出要培养人才就必须改变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P139)。同时，他还具体提出了变科举的上、中、下三策。
其次，梁启超还指出了洋务教育的不足。他认为洋务派学西方学得还不够，只涉猎其皮毛：“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3](P132)他总结了洋务教育的主要病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3](P132)。这种弊端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4](P21)所以洋务教育很难培养国家需要的真正人才，最多只能培养翻译、买办之类的人才，“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指翻译）之事，已为上才矣。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冈必达（指买办）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聪明才力，能借他端以自精进，而非此诸馆诸学堂之为功也。”[3](P132)
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务教育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宗旨，而且其教育宗旨还随着时事的变迁不断发展完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他呼吁学习西方应以政学为根本。他认为以往“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糜闻焉。”[5](P153)所以他得出结论：“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因为“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因此，他认为：“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6](P157)
梁启超之所以得出教育的宗旨为“以政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西方诸国和日本富强之本原正在于此，他称：“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2](P158)而“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淳焉也。”[1](P154)
至于如何学习政学，梁启超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具体建议：“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这样“数事并举，则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就时之良才也”[3](P154)。
可见，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把教育宗旨定在了培养通达时务，以治天下为己任的政治革新人才上。这主要是由当时变法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以学西方政治制度为宗旨的政治改革运动，所以急需“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为此，维新派先后创办了一批学堂，如万木草堂、长沙时务学堂等，志在培养维新人才。梁启超亲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讲坛上和批阅学生札记时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鼓吹民权，培养变法的急需人才，效果显著：“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怪论’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1](P28)
戊戌变法失败，给梁启超以很大的教训，他感到只培养少数的政治人才是不够的，因此他把着眼点放在了普通的“民”身上，他把教育的目的从以“政学为主义”改为以“新民”为第一要务。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期间，他一方面接受并宣传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斯宾赛及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欧美、日本近代思想家的政治、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则通过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新民议》等文章，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现代国民即“新民”。所谓“新民”，就是用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来重铸中国国民性。
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内涵有二：一为新民之缘由。在为什么要新民的问题上，梁启超首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得出结论，他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不效不睹者何也？”“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所以，“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免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7](P4)。其次，梁启超认为过去“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那是因为过去“吾国风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所以“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今天则不同，“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若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所以“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这里的“其长者”就是指“民德、民智、民力”。这是“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5](P6)。归根结底，就是要采取各国的道德、思想来建设中国的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二为新民之内容。梁启超心目中的现代国民，就是指具有新道德的新式国民。这样的国民必须具有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义务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并且要具有独立、自尊、合群、尚武等意识。因此，在中国创立和普及国民教育必须以造就具有这些“公德”的现代国民为其宗旨。总之，通过教育培养出“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8](P61)。这样的国民才能“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2](P53)。
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教育的宗旨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梁启超的教育宗旨从戊戌维新时代的培养政治人才而转变为20世纪初年的培养现代国民，说明其教育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从关注少数“政治人才”的教育向近代国民教育转变。教育的对象面向更广泛、更普通的人群。那么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也是今天的教育者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梁启超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培养“现代国民”，而不仅仅是培养少数的“精英人才”。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在素质教育已被教育者提到日程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重新提起梁启超的国民教育理论。因为今天的许多家长和教师，仍然把教育当成培养“精英人才”的手段，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精英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着眼点应该放在每一个国民身上，放在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上，在注重每一个国民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重点培养“特殊人才”和“精英人才”，只有这样，教育才达到了它的目的。
二、教育之途径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作为教育的根本途径。在梁启超著名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中，就有数篇论及教育的文章，如《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幼学》、《论女学》、《学校余论》等，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学校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的诸多看法。这些文章和其稍后所写的《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教育政策私议》等文章，形成了他对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系统主张。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式学校，重视学校教育，他甚至把学校教育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他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分析了西方富强之源，认为“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3](P126-127)。而“开民智”的途径就是设立新式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3](P131)。在这里梁启超把学校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径。
在强调了学校的重要性之后，在1902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中，梁启超又参照日本的教育制度，把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1)5岁以下为幼儿期，接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2)6岁到13岁为儿童期，接受小学教育；(3)14岁到21岁为少年期，接受中学教育或者实业、陆海军、政治法律、美术、寻常师范等教育；(4)22岁到25岁为成人期，接受大学教育，包括高等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梁启超认为学校教育要按这个程序，循序渐进，不能躐等。关于学校的经费，梁启超批评了政府“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军，而不肯舍薄费以营学校，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的做法[9](P133)。同时参照了英国与法国的教育经费来源，建议中国“学校经费，皆由本校本镇本区自筹”。“其有公产者，则以公产所人支办之。其无公产或公产不足者，则征学校税，如田亩税、房屋税、营业税、丁口税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别税法，以法律征收之，以为创设学校及维持学校之用”[7](P165)。
梁启超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他认为“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0](P148)。首先，他强调初等教育阶段要实行义务教育。“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5](P161)。要政府强行推行义务教育：“既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则不可不举全国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国通制，及年不学，罪其父母。盖子弟者一国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独私也。然国家学制未定，使民何所适从？故必用此法，先使学校普及，然后教育可以普及”[8](P167)。其次，梁启超还参照西方提出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主要教授天文地学浅理、古今杂事、数国语言、算学、音乐、体操等，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导之以理，抚之以术”，使学生易于接受，如演戏法、说鼓词、歌谣等等。同时他还提出要缩短儿童授课时数，“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8](P149)。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盛行的体罚教育提出批评：“今之教者，毁齿执业，鞭笞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饥不得食，寒不得息”[11](P124)。他提出必须废止这种教法，“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8](P149]。
要普及初等教育就需要大量的师资，所以师范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师范》一文中，把师范教育作为“群学之基”。并且称“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2](P144)。文中梁启超还指出了当时学堂中大量充斥“洋教员”的不利因素和弊端：(1)言语不通。多用“翻译辗转口述，强半失真”；(2)中西教法不同，“往往有中文一二语可明，而西人衍至数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为明晓，而华文犹不能解者”。(3)“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所以他们所教多重西学，这样必然造成就学者“拔弃本原”，被其同化的后果。(4)他以军事学堂为例，分析所聘西人教习来自不同国家，平时训练学生操不同种语言，一旦遇战事，“则统率虽大声疾呼，而土卒且罔闻知”，结果战必失败。梁启超认为聘“洋教习”有如上弊病，反而其“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这是不合适的。既然聘用“洋教习”有如此多的不适宜，当然就要办师范教育，培养自己的师资。因此梁启超认为应该在京师及各省府州县广设师范学堂，这样“三年之后，其可以中教习之选者，每县必有一人。……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10](P145)。
梁启超对女子教育也非常重视。自古以来，在中国是不允许女子与男子接受同等教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开始提倡男女平等，注重女子教育。在此期间，梁启超先后著成了《变法通议?论女学》和《倡设女学堂启》，阐述自己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梁启超首先把“女学”与“强国”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3](P87)。“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8](P97)。
梁启超把提倡女学的重要意义概括为如下四点：其一，“凡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8](P87-88)。因为在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8](P88)。因此必须让女子接受教育，然后找到一份职业“以自养”。这样既可减轻男子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且可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8](P89)。其二，梁启超认为女子接受教育后，便可以“拓其心胸”，增长见识，促进家庭和睦。梁启超认为“今夫妇人之所以多蔽于彼者，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生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是以海内之大，为人数万万，为户数千万，求其家庭内外相处熙睦，形迹言语，终身无间然者，万不得一焉。而其发端，罔不起于姑嫜姒娣之间，愤时者至谓妇人为尽可杀”[8](P91)。因为女子终日困于家庭，不学习、少见识，所以常为家庭琐事而计较，造成夫妻不睦，家庭不和，“若夫家庭之间，终日不安，人室则愀，静居斯叹，此其损人灵魂，短人志气……故虽有豪杰倜傥之士，苟终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琐，才气消磨[8](P91)。可见，家庭不和睦会带来诸多消极后果。如果女子们接受了教育，必然“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夫子事也”[8](P90)。可见，女子接受了教育以后，见识广、心胸宽，自然不会终日为家庭琐事计较、烦恼，当然家庭也就会和睦了。其三，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更好地教育儿女。梁启超认为“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因为“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8](P91)。因此，梁启超把家教特别是母教作为教育的基础。“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8](P93)。其四，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养育有素质的后代，不断“进其种”。即“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8](P93)。梁启超认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8](P92-93)。如：“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以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8](P93)。由此类推，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女子，所生育之子自然是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人。其实，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遗传学和胎教两个概念。
总之，女子接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4](P325)。为了实践其女子受教育的主张，1897年冬，梁启超与经元善等在上海创设经正女塾（又名中国女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该学堂还发行《女学报》，鼓吹妇女教育，一时间许多城市都闻风而起，兴办女学，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
上述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梁启超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主张，他提出了遗传和胎教这样两个概念，并认为这取决于母亲的素质，所以，他才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甚至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同时，梁启超参仿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也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参考；他的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所以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丰富了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内容，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③ 学习教育心理学对教育教学的启示

在我的印象中教师一直是一个崇高和令人尊敬的职业。而且在我生命中的前二十年，除了自己的亲人之外接触最多了解我们最多就是我们老师，可以说老师这个职业的人在我的门的生命中占据了很多的地位，是最熟悉我们的人。

先如今，我作为一名师范类的学生，等到毕业时，我也会成为一名光荣的教师，既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个恍荣职业中的一员感到骄傲又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对于即将成为教师的我来说，今天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谈谈我的教师观。

首先，我想谈谈我自己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认识。韩愈的《师说》中这样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传播道理教授课业和解答疑惑。我从我对这个职业的认识，我觉得韩愈先辈的总结在现代也是正确的。

我们作为老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孩子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现如今有太多的孩子，家长和教师都把重心放在了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升学上，往往忽略了孩子最重要的一点一传道。最近两年我们经常看到初中学生几个人一起殴打一个人，并拍摄视频上传到网上并拟此为荣。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的心理是接近病态的，他们没有正确的荣辱观，觉得不寻常路就是个性，会招来同龄人的羡慕。他们觉得在一群花丛中，永远只是一株不起眼的花，当他变成一株草的时候，就会在花丛中脱颖而出，吸引人的眼球，或许会成为令花朵们美慕的草。

初中的孩子，他们的心理的特点就是追求个性，叛逆，这是我们作为教师也没法改变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放任不管，任由他们自由发展，我觉得这样的老师是不合格不称职的只会误人子弟。他们年纪太小，经历的东西也也多，不能明白是非。

而我们的存在就是要传道，告诉他们什么是道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他们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之后，接着我们就要授业，传授知识了。让他们懂得更多的科学知识，百万事万物都在遵循的一定的规律。

我们眼前看到的好多物品都是通过学习知识之后制造出来的，并非本来就存在的。我们作为老师，要有精深的专业课知识，在讲授时要充分联系实际，让知识和现实联系起来，不要让学生们觉得这些所学的知识都只是书上的理论知识，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我们作为教师，要在学习、生活、思想上照顾学生，面面俱到，他们年纪尚小，对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有很多的疑惑，我们要充实自己，有广博的知识面，帮助他们解决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在教育心理学的第二部分第二章的内容中我们学到了教师的专业发展这一内容。

教师的专业发展就是指教师在整个专业生涯中，通过终身专业训练，习得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实施专业自主，表现专业道德，并逐步提高自身从教素质，成为一个良好的教育专业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对于将要成为一名教师的我们来说，学习本节的内容，让我收获颇多。

我们虽然经过了师范类院校的专业训练并获得了合格的教师资格证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一个成熟的教育教学专业人员，我们还要随着教学工作经历的延续、经验的积累、知识的更新以及不断的反思才能逐渐达到专业的成熟。

在教师的专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着不同的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不断解决推动着我们这些新老师教师专业的不断发展。在书中我学到了教师的专业发展一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非关住”阶段，这是进入正式教师之前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经验对以后的教师的专业发展影响是不容忽略的。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教育教学知识、观念甚至会延续到教师的正式职教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虚拟关注”阶段，这个阶段一般是职前接受教师教育阶段。这一阶段我们的发展主体的身份是学生，最多只能称为是“准老师”，这使得我们所接触的中小学实践和教师生活带有某种的虚拟性。

我们会在虚拟的教学环境中获得某些经验，对教育理论及教师的技能能进行学习和训练，有了对自己专业反思的萌芽，从而为正式进入任职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生存关注阶段，这个阶段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阶段，突出的特点就是骤变与适应。这个阶段的我们不仅面临着由教育专业的学生向正式教师的角色转换。

也存在着所学理论知识和具体教学实践的磨合期是，其间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对理论、实践及其关系进行反思，以克服对于教学实践的不适应。

第四个阶段是任务关注阶段，在度过了初任期之后，我们这些新任教师就逐步进入了任务关注阶段。这是教师专业结构诸方面稳定、持续发展的时期。随着基本生存知识技能的掌握，教师的自信心日益增强。

关自我的生存转到更多地关注教学，关注我能行吗转到关注我怎样才能行上来。在一阶段我们开始尝试通过变更教学方式和方法对学生产生影响。

第五个阶段是”自我更新关注”阶段，处在这个阶段的其专业发展的动力转移到了专业发展自身，而不再受外部评价或职业升迁的牵制，直接是由专业发展为指向。知道了教师专业发展的五个阶段，深知每个阶段都需要很多艰辛的付出。

我觉得从一名学生转换为一名专业的教师，我仍然需要很多的努力，为了使自己毕业后能够更的顺利，我会从现在开始努力从各个方面提高自己，培养自己较高的学科专业素养，提高自己的教育专业的素养，树立正确的专业意识，拓展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少年强，则国家强。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更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明天。我们作为即将成为园丁的教师深知自己肩膀上的责任有多么重大。现在要好好学习教育理论和专业知识，成为一名式教师之后更要坚持学习，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为我们的祖国和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④ 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对于教育公平的启发有哪些

赫尔巴特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教学阶段论，“没有规范化科学化的教学程序就不可能有效率”，赫氏的“五段教学法”对传授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今数学课程教学或者说课程改革下注重“独立思考、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课堂教学效果，出现了“倍受质疑”状况，问题就出在没有规范化科学化的“探究式教学阶段理论”。因此，赫氏教学法对于当前教学的启示，不在于“五段教学法”在当今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而在于引领我们去研究创造“探究式教学阶段理论”，笔者最近研制了一个“单元再创造（URC）教学模式”，就是基于这种启示下的研究成果。

⑤ 教育思想对从教的启示有哪些

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就业，为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培养高技能人才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随着高职教育由外延扩展向内涵发展的全面转变，校企合作不紧密、内外资源利用程度不高、忽视科研、缺乏吸引力、学生被动学习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已严重制约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拆除影响高职教育发展的各种障碍？钱伟长的“拆墙”教育理念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