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史

❶ 关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史料有哪些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舒新城。

《近专代中国教育史料》脱属稿于民国十五年冬，其时虽曾于报纸杂志中不时见“党化教育”之名，但其内容如何，因编者住居地（南京）尚未入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受邮件检查之限制，极不易搜集具体材料以证实之。“党化教育”系由孙中山“以党建国”而来，为中国新教育史上之特殊事实，其影响于教育之各方面者甚大。虽此四字之含义尚未有法制上之严格规定，但从已有之法规政纲及行政人员之言论上，亦可窥见其趋向之一般。兹于整理清样之便，特将十六年八月以前之关于党化教育重要材料补录于第四册之末，额日《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补编》，略示党化教育之源渊与趋向。其详当俟《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续编也。

❷ 《中国近代教育史》谁编的最好

《中国近代教育史》陈景磬

❸ 中国现代历史 教育历程

到了近现代，中国曾积极向外国学习，在教育制度上学过日本、德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向苏联学习过。在教学内容方面也曾引进西方的政治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技术作为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

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走过了一些曲折的道路，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最大的教训是在吸取时没有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分析、鉴别，忽视了中国的特点。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教育史研究来说都是一笔财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创立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经验是丰富的,在教育方针学制、课程和教育方法上都有很多创造，需要认真地研究和总结。

一、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二、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211工程”正式启动。

2002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十五”期间加强“211工程”项目建设的若干意见》。

2011年12月30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时表示，“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规模已经稳定，不再新设这两个工程的学校，同时为了注重学科导向，引入竞争机制，实施了“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对非“211”学校的国家重点学科予以支持。

2016年6月，教育部官网发布了“关于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宣布《“211工程”建设实施管理办法》等一批规范性文件失效。

(3)中国近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史扩展阅读：

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寿终正寝，从此中国现代教育登上了历史舞台。1936年，全国已经有100多所大学。当时的高考制度是各所学校自主组织命题，学生可以选择报考多所大学，也可能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然而那时的教育普及率仍让很低。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高等院校，要按一定比例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如今这种制度已经荡然无存！

1983年，英语被正式列入高考科目。对于英语不好的同学，此时带上了紧箍咒，1985年，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1985年以后，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高等学校进行招收保送生的试点。这个你懂的，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4年，高考生物和地理被取消高考，这导致学生地理和生物知识的贫乏。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记得小编上学那会是5000多，小编来自农村，那可是家里一年的纯收入！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2017年高考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核内容，比如，在语文中增加古代文化常识，文言文、传统节日、民俗等内容，在数学中增加数学文化的内容。

❹ 从文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历史有什么意义

20世纪初我国的教育改革,从学前教育、小学、中学、高等教育到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留学教育等都全面铺开,这样就改变了中国长期封建式的官学、私塾、书院等学校形式和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出现了多种类、多样化的学校教育结构,为中国现代形式的学校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次教育结构的整体变革的最突出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兴女子教育
女子教育开展的程度,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标志。1904年1月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家庭教育包括女学”,第一次把女子教育列为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女子师范学堂,须限定每州县必设一所”,“女子师范学堂由官设立者,其经营当就各地筹款备用女子师范生无庸缴纳学费”。正是这一举措使20世纪初的中国兴办女学蔚然成风。1906年2月慈禧太后“面谕学部,振兴女学”;6月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开学;10月谢长达等人在苏州创办振兴女学。1907年5月,学部奏兴女学,拟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对其办学宗旨、课程设置等方面作了规定和要求,女子学校教育在学制上得到了合法地位。据1907年清政府学部总务司《第一次教育统计表》统计,全国除甘肃、新疆、吉林三省没有女学堂外,其他各省女学堂总计428所,女学生15498人。女学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学的兴起,也为妇女人才的培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为妇女自身的解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二,重视留学
清廷在改革中重视留学教育,选官派学生,鼓励自费留学。外务部在1902年奏议派赴出洋游学办法,提出:“派出洋之后,精求专门之学,夫而后中西可以贯通,成就可期远大”。张百熙、荣庆等人奏议奖励职官游历游学,指出游学“尤有实际,最为成就人才之要端”。到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张之洞拟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等。正是在清政府的大力倡导下,遂使早已发生的留学运动在1902—1910年间兴起了第一次留学高潮。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甲午前后,留日学生仅数十人, 1905年猛增至8千人,于1911年总人达2万人以上。加上留欧美的数千名 学生,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这些留学生在回国后对社会产生了 巨大影响。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逐 渐取代传统的士绅走上历史舞台,并迅速成长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 的革新力量。同时,留学运动的发展还为中国培养了科学家、文学家、 医生、外事人员等各式的人才,为以后社会的建设与进步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盛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 。
尽管清末的“新政”改革是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封建统治而采取 的应急之策,由于其体制的滞后性与政策改革的先进性的矛盾而归于 失败,但其中的教育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决非轻而易举、 一蹴而就,评价教育改革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对近代化过程的积极作用, 新政时废科举、兴学堂、改学制、立学部、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与教 育结构的调整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清末教育 改革不是对传统教育的重复与修补,而是努力寻找并建构中国教育的 新路向、新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清末教育改 革对我国当前进行的跨世纪的教育改革亦有很大的借鉴之处。

❺ 中国的教育历史概括

中国历来抄是个教育大国，人们从古遵从“不学不知义”主流思想，对于学习教育一直存在崇敬观念。所谓“诚哉古人言”，流传千年的教育正如古人所说该当长思久故，因此在当代中国社会，科教兴国战略的兴起不仅是历史精华的承载，更是学子前行的规章。

最早的教育时代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此时的人们更多把教育理念放在劳动上，上至制造工具，下到捕猎种田都是当时的教育核心。在生产力情况得到改善之后，人们又将教育重心往艺术文化上偏移，开始了对文字与音乐的追求。

在从夏商至春秋的奴隶社会教育时期，人们开始了对人伦事理的研究和记录。直至西周，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准的教育考察规范，在招揽社稷人才时也常常据此选拔。

再后来则到了以孔孟思想为尊的封建王朝教育时期。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并开设私学之风，为近现代学校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时的人们着重培养君子之风，受孔孟文化影响好读圣贤兵法之属书籍，并不断将前人事迹记录在册，以伦理道德育后，以仁爱之风待人。

❻ 科学史的例子对小学科学教育的意义

一、科学史促成人们世界观的改变和新的开拓性思维方法的形成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科学的哲学功能主要就集中在的对人们的世界观的影响和方法论的建构两方面。马克思早就指出，科学进入人们的生活，它比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形式更为有效影响和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
就科学史的发展之于世界观的建构效应来看，奥地利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创立者石里克曾经在他的著作《哲学与自然科学概念》中有过如下断言：“在统一的科学内部，所谓的自然科学概念——或者准确的说，它们中的基本概念——是这样的概念，通过对它们的澄清，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才会出现。因此，哲学家只有从自然科学家的世界图景中出发，才能达到他们的世界观”。石里克的这一断言本身虽然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至少鲜明地表达了自然科学对人们的世界观具有重大影响这样一种意见。在人类思想史上，那些意义重大的世界观的转变，总是和那些决定科学图景的基本特征深刻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自然知识的进展一同发生并受到它的制约。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转变在人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极大地改变着人们世界观，使人们认识到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宇宙的一分子。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进一步震动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改变了人类对自身与周围世界和其它存在物的真正关系的认识—人只不过是生物进化序列的一个环节而已。
如果我们再考虑一下西方哲学发展历程，我们还会发现哲学不仅始自于人们对自然的思考，而且它的每一个决定性进展和每一种重大的转变，也总是在与对自然的解释的关系之中和数学的精确性的氛围之中发生的。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关联和这种气氛中他们才是可以理解的。柏拉图的哲学就与他的数学和科学素养密切相关，他甚至在他的学园的大门上写下了这样的警句：“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持与柏拉图世界观正相反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同样具有很好的数学和科学素养。而比他稍后的亚里士多德更以“网络全书式”的学者而闻名于世，他的科学建树也不比他的哲学逊色，现代科学的一些学科甚至就始于他的真知灼见。其他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等等，他们的哲学无不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联。而休谟则常被作为这方面的反面例证，的确，在自然科学方面，可以说休谟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而在哲学历史科学方面却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休谟的例子并不构成自然科学之于世界观建构的真正反例，相反，恰恰是休谟的例子最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科学与世界观紧密关系的正确性。因为在休谟的哲学中，没有一处与历史的概念和或历史的方法相关，他的例证和思考的材料大多取自物理学和心理学，而后两者则可以说是分别企图以精确的概念去把握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然。因此，作为哲学家和历史家的休谟也是从自然科学中获得其哲学的刺激力的。［4］
总之，作为一个统一的知识系统的科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通过这个世界图景的意义分析我们可以达到我们的世界观。
就科学史与方法论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一部科学史就是一部科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相互影响并逐渐融为一体。
在近代科学史上的第一阶段（即搜集和积累材料的阶段），学科之间处于几乎完全孤立的状态，以此相适应，把整体分解成部分，深入考察的分析方法居于统治地位，影响到哲学方法则把自然界的事物孤立起来，看作是静的东西、死的东西。到十九世纪近代科学史的第二阶段（即综合整理材料、并概括上升为理论的阶段），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由于分析方法所形成的严格的单值性已被明显表现出来的多值性所取代。这时同一对象可以同时被几种方法从不同的侧面进行研究，或者同一种方法被用来研究不同的对象。前者如用力学、物理学的方法研究化学产生了化学热力学；后者如光谱分析方法，在物理学中可以用于研究原子核外电子系的结构，在化学中可以用确定物质的结构和化学成分的关系，在天文学中通过测量天体光谱线的红移，来测定天体的视线方向的运动速度。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自然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一思想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表现得更加明显。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横向交叉科学的出现，尤其是贝塔朗菲为了开辟整体论研究法的道路而提出的一般系统论，打破了无生命界、生物界和人类社会的界限，找出其中共同起作用的基本定律和原理，解决了分析与综合、还原论与整体化之间的矛盾，促使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的融合，将人类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即从孤立的缺乏联系的认识方法向揭示事物之间普遍联系和建立整体性的认识方法跨越了一大步。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创了关于整体的多维立体思维方式，科学地揭示了事物中得各个要素（物质、运动、时间、空间）不能脱离事物总体而独立存在的基本性质。系统论的核心在于科学认识和哲学认识的整体性，它启示人们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和思考问题，突破传统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思维方法的局限性，废除单一化、一刀切的旧思想方法，建立起多维性、创造性和开放型的新思维方法。［5］
二、科学的历史进程突显出人们基本的行为伦理准则——集体主义和普遍性原则
科学的发展是一项集体的事业。正像一座不朽的丰碑，建成它需要数世纪，为此每个人必须携带一块石料，在某些情况下，这块石料需要耗费人的毕生精力。因此，这使我们感到科学需要必要的合作，需要我们和我们同时代人同心协力，甚至需要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继者共同奋斗。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战士，仅仅是整体的一小部分。正是人们共同感到的这种纪律，造就了军人的精神，把农民的粗俗的灵魂和冒险家的无耻的灵魂改造成为他们能够具有各种各样的英雄主义行为和献身精神。在不同的条件下，科学的历史发展能够导致类似的行为。这种投入到为人类的利益而集体努力奋进的工作，促使了人性的完善，显现出人性的可爱。科学本身的发展也需要人们在时代的课题面前协同努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赴后继。纵览几千年的科学史，无论是中国人、希腊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曾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古代文明，也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曾在近代科学中一度占据中心位置而对之做出过巨大贡献。从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科技对于近代科学的巨大影响，从开普勒在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又在开普勒和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立足于法拉第实验定律，现代遗传学重新发现孟德尔定律等一系列科学史事实，我们可以体察人类智力接力的承继性，牛顿因而感叹：他所以能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科学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事业，而对科学的追求，科学的价值形成，科学所要求的团队精神等都充满着人文关怀。
科学的历史发展突显出人们另一个基本的行为准则是普遍性原则。科学以普遍性为目的，使特殊利益服从普遍利益，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伦理准则。科学在特殊事实面前，将要认识普遍的规律，它要追求越来越广阔的概括。乍看起来，这似乎只不过是一种智力习惯，但是智力习惯也有它的道德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的研究使人们变得不去更多的注意特殊的、偶然的东西，因为你对它不感兴趣，那么你将自然而然的认为它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不把它看作是值得追求的目标，甚至不屑一顾。作为这种高瞻远瞩的结果，可以说，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变得有远见了，人们不会再盯着微不足道的琐事了，由于人们不再理会这些琐事，它们就不会成为人们生活目标的障碍。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倾向于使特殊利益服从普遍利益。
科学的历史进程展示日新月异的现象，科学使人们与比人们自己更伟大的某些事物联系起来。在科学发展向人们所提供的伟大视野背后，它引导人们猜测一些更伟大的东西，在追求这种景象的乐趣中，人们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从这意义上说，科学史高尚的。尝到这种滋味的人，即便是远远的看到自然规律先定和谐的人，它也会比其他人善于自处，不去理会他的渺小的、个人的利益，因为他知道有比他自己更重要的价值，这正是人们建立伦理学的基础。
三、科学史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完善和升华
科学史的人文价值，是指科学的发展在人的精神境界完善与发展中的影响与意义。科学史是人类活动、人类智力发展的历史。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和升华了的人类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人类的基本精神，它对于完善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构理想人格起着重要作用。科学精神主要包括求实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发展精神等等。科学精神是科学主体所共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总和，是一种规范性的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科学精神是科学家的本然精神，是科学家的良心，是全人类的应然精神，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人是一种有精神和精神生活的生命存在，科学精神是适应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并与人类精神生活本性相吻合。正因为如此，科学精神才构成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基本内容。科学精神虽然不能成为人之为人的标志，但它至少可以成为文明人之所以为文明人的标志尺度之一，并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发挥重要作用。第一、完善人民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构成系统，其中，理性世界是主导性的。人是理性的，但并不等于说人天生就是理性的。理性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发展，因为科学是理性的，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性精神，科学活动是一种理性活动。在科学活动中，通过科学和科学精神内化为人的内心活动的指导原则，它就能深化认识，净化思想，凝炼精神，塑造灵魂，实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促进价值观念的自我更新。同时，科学作为真善美的载体，还能美化人的心灵，实现精神境界的审美化和道德化。第二，建构理想的人格形态。科学和科学精神对人的发展的伟大作用之一，表现在人的基本精神面貌的形成上。科学主体在长期的科学认识和科学实际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理性化的人格气质、实事求是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意识、积极创新的勇气等等。这不仅是科学主体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理想人格应有的特征。第三，提倡科学精神，可以抵御伪科学。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实创新，它是由科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并在长期科学实践中形成的传统，为追求和捍卫真理而献身，为服从真理而果断修正错误，严肃认真的责任意识，坦诚无谎的光明态度，以及开拓精神、批判精神等等，都是科学的求实创新精神的具体体现。而那些伪科学构造者们的各种行为表现，比如有意掩盖事实真相、自我吹嘘、伪造名誉头衔以哄抬身价，拒绝批评和检验等是与科学精神不相容的。弘扬科学精神，揭露和抵御伪科学，既是科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完善人的健康的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科学史对科学家的研究，就是要从科学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中追溯其思想的来龙去脉。我们不能把科学思想与科学家的科学经历和人生体验割裂开来。对科学家的研究，是当今科学史研究的核心领域，一些著名科学家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传记，迄今已不下百部。科学史对科学家的研究，无疑为人文主义传统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人们了解科学家的生平、思想、了解他们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治学态度、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从他们成功的因素中获得启示，从他们失败的原因中吸取教益，从而激励人们的献身精神、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科学研究的艺术。

❼ 中国教育近代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创立和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新式课程开始进入课堂，中国教育史学科被列为大学堂和师范学堂的正式科目。起初多引进外国的教材或讲义，主要是翻译、编译、译述日本学者的《内外教育史》、《东西洋教育史》、《支那教育史》之类的著述。同时也在开始筹划、着手自编教材。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黄绍箕于1902年至1904年着手准备，1906年拟就大纲，而后由柳诒徵于1910年5月撰成的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中国教育史》。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颁布了第二个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中国新教育向前推进了一步，新式学堂的数量、规模、类型有了进一步发展，各级各类学校教材需求大增，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著述和教材编写再度活跃。除继续编译日本学者的著述外，中国学者的著述也有所增加，如杨游的《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李步青的《新制教育史》(中华书局1915年版)、佚名的《中国教育史讲义》(未署明出版单位及时间)等。最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留美学者郭秉文于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cation，由周槃译述，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之名由商务印书馆于1916年出版。该书原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作序，中文版又有黄炎培作序，影响颇大。郭秉文自称其撰著目的在寻求历史借鉴，“正言之，为模范，为指南；反言之，则亦前车之覆辙也”。该书虽为教育制度通史，重点却在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第一次将中国近代教育纳入教育史研究范围之内，可谓开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之先河。

在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掀起新的高潮，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教育思潮波澜壮阔，各种教育思潮、各类教育实验纷纷亮相和开展，特别是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民本主义教育思潮为代表的美国教育对中国教育影响的加深，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教育理论的传播，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增添了新内容。随着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行，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繁盛的阶段，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教育史的著述数量大增，种类繁多，研究领域扩大，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充实，研究方法也有新的进展和突破，整体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一说1928年版)、陈青之《中国教育史》(1926年出版上卷，1934年完成中、下卷，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陈东原《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此外，还有周谷城《中国教育小史》(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版)、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余家菊《中国教育史要》(中华书局1934年版)。192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李浩吾(杨贤江)著《教育史ABC》，是一部史论性的教育史著作，独具特色，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编著的教育史论著。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引起了更多关注，形成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并且使中国近代教育史成为一个专门的、独立的研究领域。除一般中国教育史普遍涉及近代部分外，还大量涌现出一批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著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舒新城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1928年版)、《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1929年版)、《中华民国教育史料》(1931年版)、《近代中国留学史》(1927年版)、《中华民国之教育》(1931年版)，以及周予同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及其书中所附之“中国现代教育纪事年表”。此外，还有陈翊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庄俞、贺圣鼎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版)、丁致聘的《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还有大量有关近代学制、教育思潮、教育行政、女子教育、地方教育等专题研究和论著。

❽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德智体三者具备的教育目的的教育家是谁

严复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德智体三者具备的教育目的的教育家。

严复在李鸿章创专办的北属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

(8)中国近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史扩展阅读

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血气体力之强，二是聪明智慧之强，三是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 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❾ 我国近代的教育发展史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

（一）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

袁世凯倒台后，范源濂为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1916年9月，教育部撤销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10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所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学校的教学开始加强科学教育，重视实验作业，增加了实用和职业的教学内容，民国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

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同时，积极地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主张男女同学。按1912年所定学制，只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到1915年，袁世凯公布《国民学校今》中，只准许小学一二年级内男女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解决男女教育平权的问题。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1918年6月，教育部通过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推广女子教育案”。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1921年以后，各大学都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中学实行男女同学虽然较为迟缓，但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如广东的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也实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办法。这些措施，尽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千多年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三）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新文学，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许多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于是，教育界人士强烈要求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当时，在北京，蔡元培等创办的孔德学校自编了国语读本，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这样，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渐地被淘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

（四）大学的改制

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他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校任课；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将学门制改为学系制度；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筹设研究所，组织各种研究会，鼓励科学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采用白话文讲义，帮助学生办刊物，成立各种学会等。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思想活跃，气象一新。北京大学的改制，引起全国高等学校的反响，有些做法当时即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议决照办。以后，各大学也逐渐按北京大学的制度办理。

（五）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和各种教育团体的建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旗帜鼓动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跃，涌现了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多种进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团体。主要有1915年在美国建立，1918年迁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联合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由国内教育、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冬由实际教育调查所、新教育共进所、新教育编辑所合并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这些教育团体从不同的方面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对1922年学制改革。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

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学改革实验

（一）试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

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分别是用以测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的方法。起源欧美，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1918年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编《毛笔书法测验》，为中国编制测验之始。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用智力测验考试报考学生。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东南大学及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了智力与教育测验约30种。后陆志韦又订正法国比纳—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同时国内各地举行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实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社内设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192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测验部，江西省教育厅设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并在南昌、九江及各地举行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但因“经费支细，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后来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除师范院校设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课外，在30年代就已经消沉下去了。

（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

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是作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介绍进来的。

设计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哲学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创，1917年输入中国。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过“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设计教学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讲演并大力介绍设计教学法。一时这种教学法颇为风行。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主要采用不分科的“作业中心的大单元教学”和分科的“设计式的各科教学法”两种形式进行。

道尔顿制为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国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所创，从1922年起中国开始介绍道尔顿制。最早实验道尔顿制的是上海吴湖中学，以东南大学附中等校的实验最著名。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实验此法的中小学有57所。1925年柏克赫斯特来华讲学，扩大了道尔顿制的影响。

1931年美国教育家华虚朋来华，介绍文纳特卡制，这是一种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混合的教学制度，曾在当时陈鹤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学试行，对某些学校的教学有过一定影响。

（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清末以来关于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一直称为“教授法”。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来些知识，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行知这个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基于杜威的教学观点而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但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同题，作为教学规律和科学概念“教学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学过程的实质，所以为教育界所接受，此后，均将教授法改称期“教学法”。

此外，这时一些学校还开展对各科教学法的研究。1927年各省市有专设实施小学者，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实验新的教学方法。不过这些实验都比较零碎，成果不大。

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

最早提出划区实验农村教育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1925年8月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随之职教社又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在列举的2I项事业中，第一是“研究改良农事，推行试验有效之农作方法”。第二“研究增进工艺效能”。第三“推行义务教育，凡学今儿童，不论男女设法使之就学”。第四“对年长失学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并于1926年7月以沪宁线上昆山的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域。办法是在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会，下分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试验期6年。1928年开始试验，主要工作为：建立农艺试验场，设立农具农产品陈列室，散发改良种子，组织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贷给农民，建立公共诊疗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个流动教室，开办夜校（教材用《农民千字课》，加授农民常识、公民常识、乡村信条），以及建立阅书室，立格言牌，举行露天识字、讲演等。于1934年试验完毕交地方办理。

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沪郊等地办理过农村改进实验区。为了培养从事农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职教社在徐公桥办了讲习所。1933年秋在沪西清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

中华职业教育社想通过农村改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当然是改良主义的幻想。不过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区把发展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采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针，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3]。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1932年陶行知草拟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提出工学团要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通的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活训练。同年，他在上海与宝山之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儿童工学团采取小先生制，还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叫自动工学团。学习内容主要是陶行知编的《老少通千字课》。此外工学团还修路、筑鱼池的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试验停止。

陶行知所提倡和实验的乡村教育，虽然提出了六大训练，但实际上他的着重点在于普及识字教育。晓庄师范是有影响的学校，自此全国各省开始创办乡村师范。

（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

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试验区。1930年“平教会”总会成立县实验区，并系统地提出其乡村教育观点。针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主张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1932年晏阳初替蒋介石拟定了《县政改革方案》。1933年河北省政府将定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设县政建设研究院于定县。“平教会”实验部主任亦即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实验部主任兼定县县长。“平教会”还在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开展过平教实验，取得不少成效。

（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只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伦理关系是人的“天然基本关系”，乡村是伦理社会的基础，从而提出了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办法就是由“乡村运动者”，通过政教合一的途径，用乡农学校去实行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和生产知识等的教育。

1929年由河南省政府决定，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由梁漱溟任教务长，设农村组织训；练和农村师范两部，培养基层政权人员和乡村教育人员。1931年在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服务人员和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区。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荷泽两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与两县政权合而为一了。由县政府下办学公文，在各区组织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村学校。乡农学校分初高二级，对象包括青少年儿童、成人、老年人和妇女。内容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各乡农学校共同课程，如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等；二类是因地因校制宜设置的课程，如自卫组织、自卫训练以及有关生产技术等。

（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实验”

邰爽秋是“民生本位教育”的倡行者。针对中国当时贫穷愚昧状况，他主张“救国先救穷，教民先教富”，把发展人民生计、改进人民生活作为民生教育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从1933年开始，邰爽秋及“念二运动促进会”、“中国民生教育学会”先后在沪西农村、重庆巴县农村等地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实验十几年。基本做法是：以“沪西农村念二社”和巴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为实验机关；以全体工农民众为教育对象；以发展民生的经济活动为经，以文字、公民、休闲、自卫、救国等教育活动为纬；实行“经济分团”、“混合教育”、“就地施教”、“全年施教”等教育组织制度；采用互教互学、自教自学、巡回教学和综合教学等方式方法；坚持知识技能并重，读书做工兼顾，提高工农民众文化素质，培养农村建设实用人才。民生本位教育实验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及其发展需要，效果显著。

❿ 我国与西方近现代小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有哪些异同点

先说我来国近代教育历程吧：都是血泪自史。
1977年，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这才是近代中国把教育正式当回事的开始。
西方一直把科学教育当作强国的工具。历时几个世纪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