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谈谈一线中小学为什么要学习教育哲学、如何学习教育哲学
教师个人教育哲学作为关怀教师成长的学说,是教师获得良好心态、提升教师生命质量、促进教回师发展的答内在驱动力,它能够帮助教师重新认识自我,为教师个人确立安身立命之本;同时也可以促进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提升不断创新的潜质,从而使教师找寻到教育的真谛,获得“教”之幸福。美国教育哲学家索尔蒂斯曾说,就像每个人都应该有个人的生活哲学一样,教师也应有个人的教育哲学,它能够使教师清晰什么是正确的、好的、值得做的。中小学教师在基础教育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肩负着助力基础教育变革与发展的重要责任,以及育化生命、为新生代奠定人
Ⅱ 中小学教育为什么不开设哲学和心理学课程
哲学太复杂，太抽象，理解难度大。以前高中都开设过，后来逐步取消。
心理学，属于专业类知识，只有大学才开设。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没必要开设。
Ⅲ 教育哲学,小学课程设置的原则有哪些
原则是能引导学生能学到知识，并且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然后给学生打好一定的基础利于后续的学习。
Ⅳ 为什么在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国家里从小学到大学就普及哲学智慧教育的国家没有一个呢
这话说的不来对，我源们从小就接受党的教育这和所谓美利坚自由美好的所谓民主教育有什么区别吗？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人民服务。哪个国家的领导者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出来的全是叛逆自己的社会厌弃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人民价值的漠视，我们的哲学教育必须是建立在对我们国家意志文化传统的继承基础上的，对于你所说的哲学智慧连基础都没有这个智慧无从谈起。。。当然我们需要那些能够冷静思考的人，他们看见我们国家社会文化上的一些问题，并能够用他国的一些可以为我所用的智慧经验来唤醒纠正自己身上的错误，这个才是智慧。
Ⅳ 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有四点到四点分别是什么
从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外，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其中又以思孟学派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曾与道家思想结合而出现魏晋玄学，与佛家思想结合而出现宋明理学，同近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结合而出现所谓新儒学。儒家思想，虽在不断变化之中，但也有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现就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作些简述。
一、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中，有“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两种主要的不同观点，从儒家的主导思想看，主要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又可分为人对自然规律能动地适应和控制，人对主宰的神和理的顺从和崇拜。因而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和“人定胜天”（《荀子•天伦》）的枳极思想；也有将天神学化和将天理学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天人感应中的某些消极因素。
从天与人的关系到人与教育的关系，《中庸》作了最概括的阐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勾画出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脉络。宋儒进一步将“天命”演绎为“天理”，这样“道”与“理”又统一起来。由此可见，儒家的本体论，不是对宇宙的自然生成进行揭示和探讨，而是将天、道、理、气以至心、性等问题全部人格化，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张载《西铭》）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全书•近思录拾遗》)。总结了儒家所宣扬的天人关系，而且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到了最高的埋想境界。
以伦理为内容的天人关系，必然产生以性善论为主体的人性论，把人性与大道联系起来，从本体论出发来界定人的本质，使人性也道徳化。盂子把仁、义、礼、智都放在人性之中，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并决定了教育工作必须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教育就是要从人的内在本性来改变人的气质。“仁”是儒家的道徳价值标准、“仁政”、“德治”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从孝悌出发，做到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体现出个体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的高度的责任感、义务感和献身精神，使个人与群体达到平衡发展。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对解决人我关系的枳极表现。
但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没有把人与自然区分开来，没有把自然作为独立对象来进行认识和探讨，这就影响到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不能得到独自的研究和发展，其结果是直觉思维代替了科学实诚，道德实践代替了生产实践，这种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都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这又是它的消极的一面。
二、政教统一
从政治要求出发看待教育的作用，使教育紧紧地为政治服务，这是儒家的一贯思想。《大学》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记》中指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欲化民成俗，其为由学乎”。这里所说的“教学”与“学”，都是指整个教育而言的。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
前面已讲到儒家非常重视“仁政”和“德治”，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因为前者只能达到“民免而无耻”，而后者则能够达到“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要施仁政，行德治，就必须抓教育工作，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达到国泰民安的政治目的。孟子更进一步提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因而他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要求统治者“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使天下之民都能够达到“明人伦”，“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腾文公上》）。他认为民心之得失，关键在教育。孔孟的“德治”和"仁政”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曾起过爱民的积极作用，但也形成了我国长期重德治而不重法治的传统。
汉代的董仲舒更进一步提出“敎，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的论点（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把教育看作是实行政治统治的根本。在他的《贤良对策》中明确地提出，“古之平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把重视教育在政治中的作用，作为一条历史经验向汉武帝进行建议。
教育为政治服务，体现在多方面，如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掌握教育领导权，规定着各个阶级和阶层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为教育制定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利用国家政权来管理和控制学校，为学校制定规划，确定教材，进行监督和检杳；直至确定人才的培养规格和选拔制度（如历史上的察举制和科举制）等等。
在儒家思想中，为学与为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而优则仕”，一直作为封建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信条被奉行。在儒家的治国安邦、“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思想指导下，把为仕作为实现其政治现想的重要途径。孔子曾提出“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的主张（《论语•微子》）。也就是说为仕是为行道，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所以《大学》中提出“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理论体系，是对儒家政教关系最系统的阐明。
总之，教育与政治关系的极端密切，是中国以儒家为主传统教育的一大特点。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第一、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政治功能，是教育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教育的政治功能不是教育的唯一功能，除政治功能外，就教育的社会功能而还有经济功能(包话生产功能）、文化功能、人口控制功能、环境保护功能等等。
第二，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政治和观代教育，应当具利现代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特点，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弘扬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等，应当成为现代政治对现代教育的基木要求。
三、文道结合
“文以载道”，“尊德性而道问学”，是儒家教育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教育，把知识教学与教学过程也道德化了。把知识教学与道徳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知德论的特点。《中庸》提出：“知、仁、勇，天下之达德也”。因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有人把知、仁、勇解释为智、德、体，但在儒家思想中，有关智、德、体的要求，也离不开道德的内容：孔子设文、行、忠、信四教以教人，大都具有道德教育的性质。他所编纂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除《乐经》亡佚外，其他五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教科书。六经的意义和作用，如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解释的那样：“《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都是施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教材。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要求把道德教育渗透到知识教育中去，把道德理想和现实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从儿童抓起，从小事做起。朱熹将教育分为小学与大学两段，认为小学教育就是要“教以事”即“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以此向儿童灌输道德伦理观念，培养和训练道徳行为习惯。到大学阶段再“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并指出：“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大学章句序》）。这个道，就是当时社会所要求的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在这些伦理纲常中，固然有不少是有历史性与阶级性局限的，如封建伦理关系中的“三纲”就属于这一类；但也有不少是符合社会发展、适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道德规范，直到今天还可加以修正补充为我所用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美德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性格和风尚，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主体，只要我们赋予它以新的时代特色，还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用。
四、知行一致
在知行关系上，虽然对先后、轻重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知行体现在不同领域内（如知识领域和道德领域）也有着不同的要求；在知行的思想基础上也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等等。但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践行是其主要特点。
以上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几点简略说明，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一是在发扬传统教育思想时，要以儒家为主，兼容其他各家之长，集古代优秀文化之大成；二是要把传统思想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立足于中国，放眼干世界，建设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教育哲学体系来。
Ⅵ 你是否同意哲学教育应该从小学开始
小学需要哲学教育，但不必开设哲学课程。
首先，心智开发不是学校单方面的任务，哲学课开得再好，也难以解决问题。
按照美国学者华特·B.科勒斯涅克的观点，“学习一词并不是如人们有时候认为的那样是正规的学校教育（schooling）的同义词，它倒是和生活一词具有共同的外延。”“我们很多最重要的学习是在学校以外的一些随便的，比较无计划的日常环境中进行的。”“儿童在学校里学习到什么，学习了多少，学习得好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他家里——学习到了什么，正在学习什么或没有学习到什么。”学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心智的发展。如果抛开偶然因素，抛开家庭、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将力量倾注在课堂教学之中，希望通过学校课堂教学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助力人的成长，是极不现实的事情。任何单方面的努力都是不科学的，难以奏效。
其次，小学哲学教育不是哲学课的任务，不开设哲学课，也可以解决问题。
要开发学生的心智，学校不能单方面行动，这需要家长、社会的配合与支持。如果一意孤行，就学校教育谈学校教育，那也要注意到，哲学教育需要课程标准规定的学科教学的相互支持。这是一种系统观，也是任何教育改革或教育试验的基础条件。学校已经开设了很多基础课程，那些老牌学科，无论语文、数学，还是社会、科学课程，在具体的知识授受、能力培养等过程中，就已经包含哲学教育，无需再新开一门哲学课，引导学生思考“人”和“人生”的玄妙问题。为创新而创新，开设哲学课，形式再好看，也只是拔苗助长，既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又增加学生的负担，妨碍学生成长。
Ⅶ 教育哲学问题有一位小学教师在讲授数学应用题时,一位学生还没等老师说完就把答案说出来了9+13=2
这就是所谓的现在的高效课堂，误了多少子弟。
Ⅷ 作为一名教师，为什么要学习教育哲学
我年轻时，读过赵鑫珊的《哲学与当代世界》，此书对我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杰出的科学家必然同时又是一位灼然发光和独立思考的哲学家。我在此页批注：教育不也是这样吗？从此，我有了高远的志向：做教师，就要做一位独立思考、有哲学家气质的教师，成为赵鑫珊老师说的“立体型”的教师。这个志向，改变了我观察教育的视角，明确了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我年轻时，还读过周云汉先生的一篇文章，叫《哲学的贫困化与贫困化的哲学》。该文有一个核心观点：当代的中国，教育哲学非常贫乏，教育方向变化无常，教育思想混乱不堪，并且，这么严重的问题，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若此情况继续下去，中国教育的未来令人担忧。我当时是新教师，初出茅庐，对周先生的话语似懂非懂。现在过去快三十年了，我才完全明白，周先生看问题是深远的。
引领中国的教育，古代有孔子，现代有陶行知，当代有谁？我还真想不起来。孔子的教育思想，引导中国教育两千多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影响了一个区域的一段时期。可现在呢？以什么教育思想为主导？我们的教育方针一变再变：早期是教育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现在是教育要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教育缺少哲学指导，从而，缺少定力，缺少自信，导致教育方向摇摆不定。随之，我们的教育政策也变化莫测，今天雨来明天睛，东边雨来西边睛。到了基层，到了课堂，教育的乱象更是处处可见。
教育哲学，就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基本问题的学问。教育哲学贫乏，不仅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环境，更影响从事教育的人。一个没有用教育哲学思想初步武装起来的教育工作者，就象一只无头苍蝇，到处瞎撞，做得很辛苦，但成效不大，甚至做了错事也不知，相当悲哀。许多教师，做了一辈子教师，从来不问自己：我在干什么？我干的对不对？除了“埋头”就知“苦干”，除了“苦干”还是“苦干”。人类“灵魂”工程师，自己先没了“灵魂”，成了“螺丝钉”，成了“工具”，成了“教书匠”，却麻木不仁，全然不知。
教育哲学贫乏，对教师整个队伍的建设，影响更大。且不说普通老师，就是教师队伍中的“精英”，搞得也是名存实亡。我有许多机会接触教坛新秀、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我发现，与他们中的多数交流，很难站在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哲学的层面上对话。假如是听课后的评课，他们的评语几乎是“板书整齐”、“教态端正”、“引入自然”……批评的话语诸如“第二个例题板演漏了两个字”、“‘恪’字的古音不是这样读的”等等，非常“朴实”，少有理论思辨。他们的论文，“论”得很少，更多像经验介绍、工作汇报，没有理论归纳、哲学升华。当下的教师教育，也是这个倾向。集体培训，开的课要“管用”，主要讲授“教法”，排斥“理论”，“教育哲学”类的课程进不了“菜单”；个别指导，也就是“老教师”对“新教师”的传帮带，主要是听听课评评课，很少阅读推荐，更少理论研究指导。
教育哲学贫乏，最终也将影响学科教育。因为，一个没有经过哲学学习、哲学教育、哲学训练的教师（大学里的“唯物主义”基本上是上成政治课的），是很难生长出哲学思考力的。这样的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是不会深刻反思，难以发现深度问题的，更不会自主提出新问题。他们只能依照“习惯”，随大流地进行教学，就是面对错误的传统教法，也是照单全收、照样画葫芦。下面，我以语文教育为例，加以进一步说明。全国有语文教师几百万，其中有几位向自己问过这样一个语文教育的哲学问题：什么是语文？语文教育的重点是语言的形式还是内容？据“蓝”眼观察，绝大多数的语文老师，对这类带哲学性的问题，是不闻、不问、不答的，其结果是，语文课堂上大量时间教的不是语文，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中不少不是真语文作业，教师本人却全然不知，浪费的时间和精力难以计数；还有，以“分析”为主导的语文课堂教学，是一个错误，为什么是错误？广大教师也不得而知。这类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是教师普遍缺乏哲学思考力。而一个没有哲学思考力的教师，是不可能成为优秀教师的，更不配当学科带头人和特级教师（包括教研员），因为他们极有可能会把学科教育带错方向、引入歧途。
Ⅸ 儿童哲学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一)让哲学走进儿童的生活
李普曼是美国著名的儿童哲学教育家。和哲学家马修斯把儿童哲学确立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的目标不同，李普曼一直致力于提高儿童的批判思维能力，关注如何把哲学课程带人儿童的生活。
他在新泽西的蒙特克莱尔创立了儿童哲学促进机构，一直致力于哲学在儿童教育中的普及工作。几乎在马修斯出版《哲学与幼童》的同时，李普曼出版了《课堂中的哲学》。此前，在1978年他已经编著出版了《与哲学一起成长》一书，对儿童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二)教育重建：让学校生活成为哲学“冒险”
在1970年之前，美国的小学里没有哲学课。“几个世纪以来，哲学一直是大学生或研究生们的专利。而今，为什么要在已经排得满满的基础教育课程中加上哲学课呢?”这是因为今天的教育过多地强调工具价值和外在价值，而忽视了内在价值。儿童需要探究与发现，需要对意义的理解，甚至某种冒险经历——“为什么儿童的整个学校生活就不能够成为一次冒险呢?”四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李普曼提出了教育重建(Ecational Redesign)的概念。和马修斯从哲学家的角度欣赏儿童不同，李普曼把对儿童哲学能力的欣赏直接转换为教学实践。
李普曼指出，儿童不仅希望理解各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还想知道它发生的目的和引起它的动机，并进行自己的推理。例如，大人试图对一个2岁的孩子说：“看，天空真美。”孩子则回答道：“很美，谁画的呀?”孩子发现人们创造一些美好的东西，例如一些美丽的画。天空很美，因此它也是被画出来的。哲学始于惊奇，而“成人已经学会接受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混乱，并把它们看作理所当然的。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再好奇事情为什么是它们现在这个样子。”也许，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停下来惊奇与思考了。而在儿童的生活中，涌现的所有事物都带给他们谜一样的感受。“为什么在水坑的表面能够看到彩虹的颜色呢?”“因为水的表面有一层油啊。”面对成人这样的回答，孩子也许不说话了，但他的困惑依然存在。为什么有油就有彩虹呢?为什么游泳池的水看起来蓝莹莹，捧在手上就变白了?为什么这个引起那个?成人并没有解决孩子的疑惑。心理学家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还把儿童称为“道德哲学家”。《苏菲的世界》的作者贾德也说“小孩子应该比较可能成为好哲学家。”
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李普曼和他的同事在中小学进行了长期的哲学课程实践。为了提高教学的质量，所有的哲学课都不安排在学校的第一个课时或最后一个课时进行。《混乱中的儿童——儿童的哲学体验》一书介绍了李普曼等人1987-1989年在华盛顿的公立学校中进行的儿童哲学课程。在他最初发表于1991年的著作《教育中的思维》中，他就系统地介绍了如何在学校教育中让不同水平的儿童更加善于思考和通情达理。他提出教室应该成为探究的场所，哲学课程应该重新设计，以提供“今日课程中所缺失的概念和价值”。李普曼的研究被推广到美洲、欧洲等许多地区，土耳其、夏威夷等地方都有学校在进行儿童哲学课程的实践。和马修斯引导儿童得出某种哲学结论不同，李普曼倾向于鼓励儿童进行开放式的讨论，教师只是讨论的促进者，而非引导者。讨论内容往往是没有固定结论的话题或没有答案的问题。探究精神是李普曼哲学课的主导精神。
三、李普曼与马修斯的分歧：教化儿童还是欣赏儿童?
事实上，马修斯与李普曼是多年的好友。李普曼曾经对马修斯的工作给予了直接鼓励。李普曼主编的杂志曾经一度连载由马修斯主持的儿童哲学栏目——“加里叔叔讲故事”。马修斯通过李普曼的杂志和儿童分享哲学故事，进行哲学对话。马修斯则尊称李普曼为“儿童哲学研究的先驱”。不过在儿童哲学的学术研究方面，他们二人在互相尊重和借鉴的基础上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一)李普曼的“给儿童哲学”与马修斯的“与儿童进行哲学对话”
李普曼和马修斯都承认儿童具有非凡的哲学能力。然而，李普曼认为，“儿童哲学”的意义在于证明儿童有进行哲学思考的能力，从而为儿童学习哲学奠定了基础。因此，他致力于学校课程的重建，把哲学引入到儿童的日常课堂中去。李普曼等人认为，既然学校是广泛遍布世界的学习机构，儿童到其中来学习阅读、写作、地理、历史……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在学校里学习思维和思考的技巧呢?
而马修斯一再指出，成人应该和儿童进行平等的对话，向儿童学习，聆听他们的声音。《危机中的儿童》的作者——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克尔斯(Robert Coles)在为马修斯《与儿童对话》做的序言中说：“在我与美国及国外的儿童打交道的这么多年里，我有时会听到儿童说出令人惊奇的名言警句。我也会被孩子的提问窘住，甚至击败。”然而，多数成人依然对儿童的能力、思维与反思持怀疑态度，他们甚至没有认真倾听儿童的话，这正是马修斯希望改变的现象。他喜欢和孩子对话，这是他一生坚持的习惯。无论讲学或游览到任何地方，他都尽量寻找机会和当地的孩子们对话，倾听儿童对一些哲学问题的看法。
马修斯觉得，任何有意去收集儿童言谈的人完全可以编出一部关于儿童哲学的著作。事实上，的确有不少人这么做了。费鲁奇在他的《孩子是个哲学家》一书里就说：“孩子的思考方式与我们大不相同：他们的想法和举动都是突发奇想和无法预测的，随兴所至，走到哪儿算哪儿”。如果说成人的“脑袋里都是寻常定式的逻辑”，而小孩就“宽广多了。”“小孩的思考是散点式的，不会走你事先规划的路径，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儿童“早就喜欢提出哲理性的问题，还要做哲理性的评论，比十三、四岁的孩子做得更多。”
(二)“教导儿童”，还是“欣赏儿童”
随着李普曼研究的深入，他与马修斯的分歧也日益加深。李普曼强调“给儿童的哲学”，在他的影响下，有不少学者认为“儿童哲学就是一种哲学教育”，其本质是为了哲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儿童哲学思维的能力。
基于李普曼的理念，在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布莱恩特·格里非斯(Byrant Griffith)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在一所小学里成立了“儿童哲学家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教师鼓励儿童从事各种有关哲学的思考和游戏。在2008年美国课程促进研究会的年会上，笔者遇到了格里非斯教授。他告诉笔者这所小学的孩子们正在自编自演一部“什么是真善美”的戏剧。格里非斯遗憾的说，由于三年级的学生必须通过阅读测试，如何解单项选择题的技巧与策略也成为课堂教授的重要内容。他说，美国的学生们只记忆，不思考，这已经成为了教育的一大弊端。也许正因为如此，孩子们对这个鼓励思考的小哲学家俱乐部非常感兴趣。虽然第一届俱乐部成员的名额只有30个，但报名的孩子人数达到了72人。其他著名儿童哲学课程研究者还包括提倡培养儿童批判思维的约翰逊(Johnson，Tony W，1984))等人。我国也有不少研究者开始把李普曼的儿童哲学课程引入到幼儿园课程中去。
而马修斯则信奉“儿童的哲学(Philosophv of Children)”。马修斯认为，儿童完全可以自然而然的提出问题，发表评论，进行推理，从事一系列即便是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的哲学行为。同时，马修斯一再声明，他提出“儿童哲学”的概念绝对不是认为儿童是比成人更好的哲学家，只是建议生活在科学世界里的成人们在儿童面前要抛弃优越感，认真倾听儿童提出的哲学、认知或道德方面的问题。同时，理解儿童哲学也是为了帮助成人认识自然、理解成人哲学(或哲学本身)的意义。总之，马修斯关注的只是作为一个哲学分支的儿童哲学，因此其儿童哲学的意义在于欣赏儿童，而非教育儿童。
Ⅹ 结合自己的体会，谈谈学习教育哲学的作用
关于教育哲学学科的作用的几点看法(任仕君) (2007-06-10 20:15:35)
作为一名教育哲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我经常被问道：“这个学科到底有什么用处？”之所以产生这些疑问，原因可能在于对教育哲学这个学科的性质和作用认识不清楚。学习哲学和哲学研究者，可能也会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从绝对意义上说，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一定的效用的——当然这个效用既可能是好的善的也可能是坏的邪恶的。效用可以分为直接效用和间接效用，还可以分为物质效用和精神效用，等等。教育哲学研究追问教育的根本问题。例如，什么是适当的教育目的？什么是教育正义？什么是教育平等？等等。追问这些问题，并试图给出可能的解释提出可供参考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教育哲学这门学科的主旨所在。
这样的追问和研究的效用何在？教育哲学的最高研究导向是追求最好的教育培养最好的人，当然其效用的指向是好的善的。医学研究指向具体的特定的疾病，研究成果能直接用来治病救人，这种效用是直接效用。教育哲学试图为教育实践指明方向，试图对不正义的教育进行批判，引领人们追求美好的教育和美好的生活。对于那些关注教育的非研究者来说，能起到启发和警醒的作用，对教育研究者来说，能引发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兴趣，能引起对自己的研究的反思，所以说，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主要起间接效用。与那些以提高生产效率以制造产品为研究目的的研究相比较来说，教育哲学的效用主要是精神效用，其效用是启发、警醒、引领、反思，而不是产量、效率、利润。
在为教育哲学学科的作用做辩护的时候，我们必须消除几个误解。人们倾向于认为能产生直接作用能直接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研究才是重要的研究，这是一个偏见，原因部分源于无意识的对自身直接利益的关切，部分源于对那些不产生这些直接效用的研究的作用的认识不足。自由、正义、幸福、民主不仅仅是一些词汇，它们代表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就不仅仅需要一些诗人、学者来呼吁，更需要学者来研究，研究怎样追求美好的生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不一定能带来幸福的生活，更为可怕的是，如果没有法律、道德的调节，人们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同时可能会沦为可怕的人与人时刻不同程度上的战争状态。
另外一个误解是教育哲学的研究很空洞。如果是把这种“空洞”理解为效用不直接，那么上文我已经回答这个责难了。如果是在与其他学科相比较的意义上说教育哲学“空洞”的话，我想与教学论相比，教育哲学的研究是抽象——我不接受空洞这个词——一些，这和研究指向有关，研究教育正义和研究怎样的教学方法比较有效，本身有很大的不同，不必赘述。如果说这种“空洞”是因为某些不负责任的研究者的不负责任的故弄玄虚的言论和研究造成的。那么首先应该申明的是很多学科都存在这样现象，其次是这种现象不是这个学科本身的问题。而且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这个学科更加关注，更加需要优秀的负责任的研究者进入到这个研究行列中来。
最后，我谈谈研究和呼吁的问题。优秀的研究成果的产生需要很多条件，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成果的效用的产生和最大化，也需要很多条件。从关注人事、人心、人生的角度，从知识分子的良心的角度来看，真诚呼吁对研究成果的重视，呼吁对严重社会和教育问题的关切，具有重要的意义。举例来说，且不管学者、研究者以及具有同情心的人，对农村教育的研究和呼吁，是否起到了对农村教育问题的解决的推动作用——不过，在农村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之前，关于农村教育的研究和呼吁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涨。试想，当只要不是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时候，人们对不正义的行为，都熟视无睹都变成“沉默的大多数”，在这样的社会谁的利益能得到真正的保障，这样的社会是个多么可怕的社会！最后请注意，研究和呼吁都很重要，不过不要将知识分子的呼吁等同于其研究，以同样的眼光去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