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论语加解义加教育启示

㈠ 论语集解义疏的思想内容

《论语集解》集汉魏“论语学”研究之大成，在注解体例及义理说经方面凸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
其一，创立了经学注释中的集解体。何晏等人本着“集诸家之善”、“有不安者，颇为改易”的原则，从注释经典的方法上对汉魏“论语学”进行了总结。从《论语集解》中所收录的七家注释看，孔安国、马融传授古文《论语》，包咸以今文章句见长，郑玄兼采今古文为之注，陈群、王肃、周生烈是曹魏时人，重视以义理解说《论语》。他们“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何晏等人为了使他们对《论语》的解释融为一个整体，打破师法家法之界，今古文经学之别，博采章句、训诂、义说诸种治经方法之善，以期在注经方法上有所突破，开创出新的学术风气。
其二，保存了大量的汉魏古注。《论语集解》为汉魏时期研治《论语》集大成之作，其书兼采汉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魏陈群、王肃、周生烈等注训，并参以己意而成书。何晏等人对于前人之成说，择善而从，一般只选用一种注释，不加引申，不作评论。但有时也有兼存两说，以备后人取舍，反映了撰集者求真务实的学风。
其三，改易先儒，自下己意。何晏等人在所上的《论语集解序》中称“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其中“颇为改易”一词，反映了何晏等人以新的义理来注释《论语》，改变原有注经方法的思想。南朝梁皇侃在疏解这四个字时说:“若先儒注非何意所安者，则何偏为改易，下己意也。”可谓得其仿佛。何晏等人通过改易先儒，自下己意，把《论语》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四，引《易传》注《论语》。何晏“善谈《易》《老》”，并著有《周易讲说》，因此，由他主持注解的《论语》，多引《易传》之说。
最后一点，一般被认为是《论语集解义疏》最有特点的地方。例如还有其他学者论述：
何晏多处援用道家思想来解释《论语》，可见他的出发点是以道解儒，把儒家思想道家化。他的这种做法，使《周易》、《老子》、《庄子》开始与《论语》融合，故“自何氏《集解》以迄陈梁之间，说《论语》者，义有多家，大抵承正始之遗风，标玄儒之远致，辞旨华妙，不守故常，不独汉师家法荡无复存，亦与何氏所集者异趣矣”，也从而导致了魏晋经学“儒道兼综”思想格局的形成和经学的玄学化。
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何晏在注释《论语》时，其立场仍是从儒家传统出发，这从其注释中绝大多数为章句训诂之言这一点上可以体现出来。
其次，在何晏有所发挥的地方，即前人所谓有玄虚之语的地方，我们仍然可以给出不同的解释，何晏在《论语》中所灌注的思想是对先秦儒学的回归，而这种回归却被后人扣上了以玄解经、援道入儒的帽子。

㈡ 论语集解义疏的版本流传

《论语集解》最早见录于史志，乃《隋书·经籍志》，称《集解论语》，后此史志，或称《何晏集解》，或称《论语》。于集解者，各朝史志皆著录为何晏，唯《宋史·艺文志》在何晏后下一“等”字，标明非何晏一人所为，清人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于《论语集解》后著撰者为郑冲，并注曰：“是书冲与孙邕、曹羲、荀顗、何晏等共集”，清人翁方纲撰《经义考补正》卷九，亦著录“何氏（晏）郑氏（冲）等论语集解”，盖集解《论语》，郑冲亦为主力。《晋书》卷三十三《郑冲传》载：“冲与孙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今《四部备要》本《论语何氏等集解》序，仍题为“光禄大夫关内侯臣孙邕、光禄大夫臣郑冲、散骑常侍中领军安乡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书附马都尉关内侯臣何晏等上。”余者皆独题何晏，考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于《学而第一》下题“集解”二字，并注曰“一本作《何晏集解》”，知独题何晏其来已久。《四库全书总目·论语义疏》提要于此疑云：“殆晏以亲贵总领其事与？”今存此说。所集诸家训注，据《论语集解》自序，知集八家之说复采古论语注为集解，此八家分别是包咸注、周氏注、孔安国注、马融注、郑康成注、陈群注、王肃注及周生烈注。
正文注文齐全的《论语》单集解本国内早已无存，现有者多为学者、藏书家、目录学家或版本学家钩沉整理影刊所成。《隋书·经籍志》著录：“集解论语十卷，何晏集解”，说明何晏《论语集解》在唐初有十卷本存。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刊刻石经，于开成二年(837)刻成，即所谓“唐石经”，亦称“开成石经”，当时立于长安国子监太学，今存于西安碑林。总计经十二种，附录三种。《论语》石数为七石(十卷)。王国维云：“唐石经虽单刊经文，其所据亦经注本。如······《论语》题何晏集解、《尔雅》题郭璞注。又注家略例、序文，无不载入。是石经祖本本有注文，但刊时病其文繁，故存其序例。刊落其注耳。”是唐石经所刊《论语》以何晏集解本为祖本，但为白文经，注未得同刊。是唐代流传《论语集解》为手钞本。唐本《论语集解》现存三种影刊，分别为：
1、《论语》残二卷（存卷二、卷十二），此乃唐写本，收入《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39
年），为罗振玉辑并影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有藏。
2、《论语》残三卷（存卷十八至二十），存于《敦煌秘籍留真新编》（上卷），为日本神田喜一郎辑，陆志鸿编，民国三十六年（1947）国立台湾大学据敦煌写本影印。北京师大图书馆有藏。
3、清傅云龙辑《籑喜庐丛书》中有《论语》十卷，乃据唐卷子本影刊，光绪十五年（1889）
于日本东京刊刻，清黎庶昌撰有附录一卷。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大图书馆均有藏本。
唐写本是何晏《论语集解》现存最早的版本，应该最接近何氏集解原貌，其所保存的文献资料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论语集解》的刊刻，据现有资料考辨，最早应该在五代时期。据《五代会要》记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朝廷批准中书门下（指宰相冯道、李愚等人）关于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的奏请。“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当时计划刻印九种经书，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雕印儒经工作，从长兴三年（932）开始，到后周广顺三年（953）才全部完成，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用了二十一年的时间。共印经书十二部，除《九经》之外，还包括《论语》、《孝经》、《尔雅》。凡所雕印，均依唐《开成石经》作为底本进行校刻，《论语》之何晏集解未得同刊。
至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又命宰相毋昭裔于广政十四年（公元951年）刻《论语》、《孝经》等十经于石壁，立于成都石经堂，即“蜀石经”，也称“广政石经”、“孟蜀石经”。经文以开成石经亦即“雍都旧本九经”为蓝本，但有注，清代杨守敬曾作过如此评价：“蜀石经经注并刻，宏工巨制，可谓空前绝后。”今存者，仅有少量由历代皇室流传下的北宋拓本，包括《周礼》、《三传》和《毛诗》残卷，1938年底，在成都老南门城垣出土了十来块蜀石经的残石，包括《周易》、《毛诗》、《仪礼》、《尚书》以及南宋晁公武等人所附刻的《古文尚书》等，《论语》刻石无存。因《论语》刻石不存，无法考证所刻经注是否依何晏集解，但蜀石经是依开成石经而成，而开成石经所刻《论语》祖本即为何晏集解本，据此，我们可以大胆认定蜀石经经注并刻本《论语》就是何晏集解本。 宋代藏书家于流布书籍百方罗致、裒辑编订，大多精校精刊，于整理保存古籍善莫大焉。宋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晁公武和陈振孙于私家著录中都收有何晏《论语集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何晏注论语十卷”，《郡斋读书志》有衢本、袁本之分，原书四卷，最初刊于四川，后四川又别行晁氏门人姚应绩所编二十卷本，宋理宗淳佑九年(1294)游钧守衢州，取公武门人姚应绩所编蜀本刊传，是为衢州本。同年，宜春郡守黎安朝刊刻了《郡斋读书志》的蜀中传本四卷。当黎氏见到衢本之后，于第二年加刻了四卷本中没有的图书，且补考异一卷并刊，这就是袁本。《何晏注论语》十卷，见录于衢本卷四，袁本无“何晏注”三字。衢本解题叙其自序云：“据鲁论包咸、周氏、孔安国、马融、郑康成、陈群、王肃、周生烈八家之说与孙邕、郑同、曹羲、荀顗集诸家训解为之。”郑同，当为郑冲，《晋书》卷二十有传。包咸，袁本作“包氏”，录此以见文字异同。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著录“《论语集解》十卷”，《四库全书总目》称《直斋书录解题》：“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籍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籍是以辨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然此书解题并未品题得失，只录“魏尚书附马都尉南阳何晏平叔撰”。《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为宋代著名私家目录，著录《论语集解》皆为十卷，史志目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何晏集解》亦称十卷，王尧臣等编宋代官修目录《崇文总目》也著录“论语十卷，何晏集解”，则宋代通行本《论语集解》为十卷本。
宋朝统治者重儒，包括《论语》在内的诸多儒家便典籍得以刊布。端拱元年(988)，宋太宗即令孔维、李览等校正(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由国子监镂版印行。之后，淳化五年(994年)，兼判国子监李至又上言：“五经书疏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备，岂副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皆励精强学，博通经义，望令重加雠校，以备刊刻”。至真宗咸平四年(1001)，完成了这七部经书注疏的刻印。这便是何晏集解《论语》宋监本的产生。宋监本《论语》全本今见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卷首有何晏序，全称为“监本纂图重言意互注《论语》”，凡二卷，卷后有“刘氏天香书院之记”，知为宋刘氏天香书院刻本。近代藏书家杨守敬、袁克文有跋，为李盛铎木犀轩、潘宗周宝礼堂递藏，印入张元济所辑《涉园所见宋版书影》第一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录。
宋代私家刻书之风昌盛，如岳珂、廖莹中都是著名的刊刻家，岳珂刻《论语集解附音义》十卷（何晏集解，陆德明音义），廖莹中世彩堂刻《论语集解义疏》十卷（何晏集解，梁皇侃疏）。廖氏另刻论语单集解本十卷，廖莹中，南宋藏书家、版本学家，据周密《癸辛杂识》，世彩堂刻书用几十种版本校对，有一百多人参加校订工作，故廖氏所刻《论语集解》是为善本。民国二十一年（1932）故宫博物院辑成《天禄琳琅丛书第一集》，影印了《论语》十卷，即为元盱郡翻宋廖氏本，湖北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有藏。元初荆溪岳氏校正重刊宋廖氏本群经，其中《论语集解》十卷，何晏撰，有唐陆德明释文，今藏北京图书馆。至明季，著名藏书家兼出版家毛晋于廖氏本又予以影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影宋钞诸部》录《论语》一函三册，题为“琴川毛氏影钞，商丘宋氏（按：宋荦，字牧仲，清藏书家）藏”，毛氏，即毛晋，其汲古阁刻书多为宋元善本，功于书林，叶德辉《书林清话》说：“明季藏书家以常熟毛晋汲古阁为最著者。当时曾遍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词曲，无不搜刻传之。”汲古阁影钞何晏集解《论语》每卷末有盱郡重刊廖氏善本方印或亚字形廖氏即廖莹中世所传世彩堂佳刻，卷内有“毛晋私印”、“子晋”、“汲古阁”、“汲古主人”、“毛扆之印”、“斧季”、“臣筠”、“三晋提型”等钤印。
宋元版书精刻精校，为后世藏书家视为珍秘之书，极力搜罗。明初叶盛编《箓竹堂书目》六卷，《论语何晏解》见录于卷一，称“论语何晏解二册”，未录卷数，后为清瞿镛《铁琴铜剑楼》收藏。叶盛每得书，必钤上官印为记，原铁琴铜剑楼藏叶盛旧物《论语》上即有“镇抚燕云关防”、“巡抚宣府关防”印记。瞿镛收藏书籍皆为宋元旧刻，所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前有宋翔凤序，曰：“其收藏宋元旧刻暨旧钞之本，至明而止”云云，是所收二册《论语》为宋元旧版珍秘。
明永乐年间，杨士奇等据文渊阁东阁明室藏书编定《文渊阁书目》，所录诸书，只有册数，而无卷数。《论语集解》见录《文渊阁书目》卷四，称“论语集解（一部六册完全）”。至万历年间，焦竑辑《国史经籍志》，著录《集解论语》十卷。《国史经籍志》著录“以当见存之书”为准，可见明万历年间仍有十卷本《论语集解》流布。《集解论语》流传至今的明代刻本多为注疏本，如《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何晏集解，邢昺疏），就有明嘉靖中福建刊本、明万历十四年（1856）北京国子监刊本、崇祯十年（1637）毛氏汲古阁刊本。单集解本《论语》二十卷，存崇祯十二年（1639）金蟠永怀堂刊本，收入《十三经古注》，清同治八年（1869）浙江书局校修印。北京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均有藏。 《论语》单集解本在清代已极难得见，现根据有关目录学著作及资料，将清代以来《论语集
解》之版本及存佚作如下梳理：
1、《十三经古注》本。《论1语》二十卷，何晏集解，清同治八年（1869）浙江书局校修印《十三经古注》，底本是崇祯十二年（1639）永怀堂刊本。北京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藏。
2、《四部备要》本。《论语》二十卷，何晏集解，收入《四部备要·经部·十三经古注》。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和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缩印本。
3、《古逸丛书》本。《论语》十卷，何晏集解。收入《古逸丛书》。《古逸丛书》二十六种，为清黎庶昌辑，清光绪八年至十年黎氏日本东京使署影刊苏州印本。《论语》十卷为光绪八年（1882）据日本正平本影刊。湖北图书馆、武汉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
4、《四部丛刊》本。《论语》十卷，何晏集解，收入《四部丛刊》。《四部丛刊》为张元济等辑，有民国八年（1919）上海商务印书馆初次影印本、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商务印书馆二次影印本以及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本。《论语》十卷为影印日本正平本。
5、《四部要籍注疏丛刊》本。《论语集解》，魏何晏等注。祖本是《元盱郡覆宋本论语集解》，分上中下三册，精装，十六开本。《四部要籍注疏丛刊》一并影印九种要籍珍本，除《元盱郡覆宋本论语集解》外，正平本亦在其中。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今见于西安交大图书馆和华东师大图书馆。
6、《天禄琳琅丛书》本。《论语》十卷，何晏集解，附唐陆德明音义。《天禄琳琅丛书》为故宫博物院辑，民国二十一年（1932）影印。清彭元瑞等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收《论语》一函三册，据本目解题，知此书据元盱郡翻宋廖氏本影印，即影印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
从以上梳理情况看，清代的《论语集解》有两个系统，一个以宋廖莹中刻本为祖本，如《天禄琳琅丛书》本、《十三经古注》本、《四部备要》本都属于这个版本系统；另一个版本系统是以日本正平版为祖本，《古逸丛书》本、《四部丛刊》本就属于这个系统。
单集解本在清代已少有流布，清代以降《论语集解》多为皇侃疏、邢昺正义与朱熹集注本，此三家疏注都是以何晏集解为底本，对于《论语集解》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不属于本文考辩范畴，现略述几个重要本子如下：
1、《论语集解义疏》十卷，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
清乾隆道光间长塘鲍氏刊知不足斋丛书本，清鲍廷博辑，清鲍志祖续辑。为清王芑孙批校并跋。今残，阙五、六两卷，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有藏。
清同治十二年（1873）粤东书局刊《古经解汇函》本，清钟谦钧等辑。
清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珍艺书局《四书古注群义汇解》排印本。
民国二十四至二十六（1935－1937）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
2、《论语义疏》十卷，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疏。
清乾隆三十年（1765）敕辑《四库全书》本。
3、《论语义疏》残三卷（存卷一至三），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疏。
存于《敦煌秘籍留真新编》（上卷），为日本神田喜一郎辑，陆志鸿编，民国三十六年（1947）国立台湾大学据敦煌写本影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藏。
4、《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摛藻堂四库群书荟要》钞本，清于敏中等辑。今藏于故宫博物院。
5、《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附校勘记二十卷，清阮元撰。
清阮元主持《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学府刊本、清同治十年广东书局刊本、清同治十二年江西书局刊本、清光绪十三年上海脉望仙馆石印本、清光绪十八年湖南宝庆务本书局刊本、清光绪二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石印本、民国十三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民国二十一年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民国二十四年上海世界书局石印本、1957年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和《四部备要》本。
6、《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集解，唐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
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十三经注疏》本。
7、《论语正义》二十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清乾隆三十年敕辑《四库全书》本。
8、《论语》十卷，魏何晏集解，宋朱熹集注。
清同治十二年（1873）稽古楼刊《袖珍十三经注》本。
民国十五年（1926）刊《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重校稽古楼四书本。 《论语》单集解本在日本尚有钞本刻本流传，考《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有：“论语十卷，何晏集解”，此书成于日本阳成天皇贞观末年，说明早在中唐时期，何晏《论语集解》已传入日本。在多种抄本刻本中，最有代表性者是正平本。
清初藏书家、目录学家钱曾先后编有《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和《读书敏求记》，《述古堂书目》四卷录书二千二百余种，间载册数及版本，《何晏论语集解》见录于卷一，十卷十本，注曰：“高丽抄本”。《述古堂书目》和《也是园书目》只是钱曾的一般书目而已，对於珍秘的宋元善本，四卷《读书敏求记》专门讨论版本之优劣、缮刻之异同，以及授受之源流。《何晏论语集解》亦见录于《读书敏求记》卷一，此书重价购于甲午（1654）初夏，为东国旧钞，解题录书末二行：“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谨志。”钱遵王称“高丽抄本”，其实不然，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已作过考辨，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指出“书出日本，转入朝鲜。遵王但就其得书之所，故误认为高丽钞本耳。”故，遵王所谓“高丽本”实为日本正平本。日本正平甲辰（正平19年），当我国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邵懿辰在《论语集解义疏》标注中亦指出：“昭文张氏有单集解十卷钞本，元至正时日本国人所写，即钱遵王家物。”黄丕烈所得遵王旧藏，其卷首卷末均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印记，后又归于陆心源皕宋楼中，今陆氏《皕宋楼藏书志》中有目有志。
清末田吴炤也藏正平刻本《论语集解》，但与上述版本不同。田吴炤，清末湖北省两湖书院高才生，受维新派教育之影响于光绪二十四（1898）赴日留学两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乡试中举后，曾随清朝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及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8）被派赴日本任留日学生监督及使馆参赞，1911年回国。据《中国善本书提要》，田氏藏本没有道祐居士跋，乃日本目录学巨著《经籍访古志》所云谓：“又有一本，删去正平跋文者版，今尚藏在日本桥书肆千钟房”者是也。此本卷内有“有宋荆州田氏七万五千卷堂”、“荆州田氏藏书”、“景伟廔印”、“后博古堂所藏善本”、“潜山读本”、“田伟后裔”、“伏侯得之日本”等印记，第一册末有吴炤跋，略记得书经过。此本十卷五册，版式为六行十三字，北京图书馆有藏。
据严绍璗在《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中的考定，今传世的“正平本”《论语集解》十卷有三种本子，另有一种复刊本。三种“正平本”，严分别称为“单跋本”、“无跋本”和“双跋本”。上述遵王家物和吴炤藏书就是“单跋本”和“无跋本”，严氏据今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无跋本”古板木三十二枚，考定“其界栏、字形均与‘单跋本’相同···.可以说，‘无跋本’与‘单跋本’是同一刻本，仅是在削去卷末一行题跋后，又一次印刷的。”“双跋本”则是在“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谨志”行款后，傍有“论语卷第十经一千二百二十三字，注一千一百一十五字”注数以及“谕学古神德揩法日下逸人贯书”跋款。至于复刊本，指日本明应八年（1499）以“单跋本”为底本复制，但删去“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跋款，改为了“西周平武道教重刊”。“正平本”《论语集解》原刊本今已罕见，世所传者以明应八年的复刊本居多。
据《中国善本书提要》，日本除正平本外，另有版式为七行十七字的《论语集解》十卷旧刻本，二册，原题“何晏集解”，但卷内未录年月与刻书人姓氏，故不知刻于何时，杨守敬《留真谱》载此本于正平本后。此本有“殷礼在斯堂”、“宸翰楼”两印记，为罗振玉家物，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有存。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此本（四部丛刊单行本目录），西安交通大学古籍特藏室有杨守敬赠本。
又有享和二年本何晏集解《论语》，日本享和二年，当我国清嘉庆七年（1802），为盛宣怀旧藏本。盛宣怀，字杏荪、幼勖、杏生等，别署愚斋，号次沂、止叟等，江苏武进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大官僚、大买办。愚斋藏书共有6666种，66607册，其中有不少是孤本和稀见之本，尤以日本刊本为多，有七百余种，在这些日本刊本中，除日本人的作品集外，另有日本人注释中国古籍的著作，亦有日本人刊印的中国古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盛宣怀赴日本治病，顺便考察钢铁厂矿和银行，“又购得彼邦书籍及翻印吾国之善本，暨关于财政医学等书载归，又逾万卷。”（《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序》）。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注重向西方学习，对传统文化不甚重视，当时线装古籍的价格非常便宜，吸引了不少中国人前往购买，盛宣怀也不例外。他在就医之外，广事搜求图书。日本的书商听说这位中国达官贵人的到来之后，纷纷送书上门。在他的《东游日记》中就有一天购书数百种的记载。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古籍文献。此本为皮纸乌丝栏，半页九行，行十六字，有朱笔和文标注批抹旧抄本。今线装二册（原装），见华东师大图书馆古籍特藏和西安交通大学古籍特藏。

㈢ 论语集解义疏的作者

关于《论语集解》一书的撰集者，主要看法如下。
皇侃《论语义疏叙》云：“魏末，吏部尚书南阳何晏字平叔，因《鲁论》，集季长等七家，又采《古论》孔注，又自下己意，即世所重者。今日所讲，即是《鲁论》，为张侯所学，何晏所集者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注解传述人》亦曰：“魏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为主。”
又据皇侃《论语义疏》著录的何晏等奏进《论语集解叙》曰：“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光禄大夫关内侯臣孙邕、光禄大夫臣郑冲、散骑常侍中领军安乡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书附马都尉关内侯臣何晏等上。”
《晋书·郑冲传》亦曰：“冲与孙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传焉。”
可见，撰集《论语集解》者，除何晏之外尚有四人，是何晏等五人共成此事。但何晏在这五人之中，应当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何晏既属于曹爽集团，与曹羲相善，又与司马氏集团维持相对不错的关系。本人在当时社会具有一定的声誉，再加上皇亲国戚，吏部尚书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在五人中充当着桥梁和纽带作用。《论语集解》能够以较高质量完成与何晏的居中协调是分不开的。
何晏的见识和领导能力已经被当时的人所公认。既主持了魏明帝的谥议活动，编写两卷的《魏明帝谥议》，又在注述《孝经》的诸儒之列。所以在《论语集解》的编撰过程中，何晏“总领其事”是情理之中。

㈣ 论语的文学常识

论语》是孔子弟子记载孔子与弟子、时人问答及孔子弟子间言论的书，其编专撰者应为孔子属及门弟子与再传弟子，其成书年代可以确定为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论语》流传至汉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古文论语》、《鲁论语》和《齐论语》。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本于《鲁论语》，参诸《齐论语》，合而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据《张侯论》，参诸《齐论语》、《古文论语》，作《论语注》。后世《论语》多本于此。历代注疏《论语》者甚多，较好的注本有魏何晏《论语集解》、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宋邢邴《论语注疏经解》、宋朱熹《论语集解》、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今人杨伯峻撰有《论语译注》，比较适于初学者使用，也不失为研究者的较好的参考资料。
《论语》一书并非严格的著作，主要是格言与一些小的故事，比较生动、全面地记录了孔子之学、行、思与其人格形象。其中，孔子与其弟子的教与学的问答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而这些最能反映孔子所作的哲学思考，比如其对于“仁”、“礼”、“乐”、“诗”及生死之种种看法。同时比较生动地反映了孔子因才施教、因势诱导的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