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新式教育

『壹』 现代中小学教师应具备哪些新的教育理念

《标准》从四个领域对教师的专业理念与师德提出具体要求。
第一，强调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和独特性，要求教师注重自身专业发展。
第二，突出学生的生命教育。教师要“将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尊重学生的人格”，“信任学生，尊重个体差异”。这即意味着，教师要服务于学生生命成长的需要，关心学生的生命状态，同时也关注学生自身对生命的体验和态度。
第三，明确要求教师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拥有快乐的学校生活。外在环境的改善固然重要，但是在教师与学生交往的微观世界里，教师对教育和对学生的理解与行动将会更为直接地决定学生是否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的学校生活。
第四，要求教师要注重修身养性。《标准》提出了指向教师个人修养和行为方面的诸多要求。这些要求更多反映出教师作为平凡的人，哪些心性、品质、行为是适当的，其次才将教师作为“教育者”特有的心性、品质和行为要求融入进来。在“师德”中把“个人修养和行为”专门作为一个“领域”提出来，更加凸显“个人修养和行为”的重要性。

『贰』 新式教育与旧式教育区别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孔子怀抱“人皆可以为圣贤”的道德理想，开创了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的先河。由此，全民族极其高涨的教育热情，尊师重教、兴学办学、对子女较高的教育期望等等，形成儒教社会的一种特质和精神面貌。
与这一教育理想相连的制度安排，是著名的科举制。结构精巧的科举制，既是考试制度和学位制度，又是文官制度，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精英选拔机制，开辟了一个平等竞争、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从而保持了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科举制所奠定的依照教育程度来选拔官员的制度，是一种十分先进的文官制度，它最具有认识价值的特殊之处，是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确立知识优先的准则，根据人的教育程度、学习水平来划分人的社会地位，分配社会资源，从而奠定了一种知识社会、学历社会的雏形——所谓的“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体现的都是对教育、知识的重要性排序。
有人曾指出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写在典籍上的与在实际生活中流通的往往有极大距离。在教学过程和教育方法层面，我们有许多脍炙人口、传诵至今的警句名言，如“循循善诱”、“温故知新”、“教学相长”、 “因材施教”、启发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等，但这些似乎主要是先贤的楷模和理想。在千年来的教育现实中，封建时代的教育作为“传统教育”的基本表现是师道尊严、注入式、满堂灌、死记硬背、考试至上等等。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五四以来，思想文化的变革异常迅猛。作为五四文化的主流，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自由知识分子引进了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用以对抗和更新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在中国的传播，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价值。五四新文化对于反对旧的教育、文学、文化传统有摧枯拉朽之功。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无不强烈抨击旧教育，主张“打倒孔家店”，这种今天看来十分激进的态度，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在新教育的现实中，西学之用则有渐成新学之体之势。这或许是解释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在现代中国得以兴盛的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

在教育的普及性方面，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的新式教育，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由于新式学校和好学校多在城市，而在广大的农村，正在进行的仍然是私塾教育，城乡之间受教育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教育的实用性方面，不少接受新式教育的才子仍热衷于舞文弄墨，学校教育的内在精神、价值仍未更新，它被面向民众的教育家陶行知激烈抨击为是培养小姐、少爷、“高级废物”的教育。
对于五四以后传统教育的实际命运，也许不能只以思想家最激烈的言论来判断。比较而言，那更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存在着多种文化发展的空间。正如识者所言，一方面，最激烈的反对传统者都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和与传统文化的感情联系；另一方面，被归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梁漱溟等人也都是主张变革旧传统的，视科学和民主是中国必须接受的好东西，只不过他们觉得这种改变应适应中国的现状和中国文化的形态，认为西方化并非文化的唯一模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企图按照儒家文化传统，恢复已经衰败的士绅统治，构建以知识权威为中心的乡村秩序。这种实验无疑有很大的局限性，又被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所左右，但其将西学资源中国化和从本国传统出发解决农村问题的努力是有认识价值的。
50年代初，在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对上半叶的“旧教育”采取强烈批判的态度和彻底改造的政策。在学习、移植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将教育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通过取消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实行国家包办教育，私人和民间办学的教育空间基本不复存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至上的年代，知识价值和分数面前的平等也不复存在。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与旧传统的“彻底决裂”，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之情和科学态度荡然无存。最终造成中国大陆教育中断、文明退化的浩劫。
毛泽东对当时学校教育的批判，集中在教学方法、考试制度、师生关系等方面。对学校教育中十分普遍的满堂灌、填鸭式、死记硬背、八股考试等刻板僵硬的教学方法十分不满，主张课堂教学要生动活泼，讲授要少而精，启发式，减轻学生负担，保证身体健康。毛泽东以不妥协的姿态激烈批判传统教育的弊端，现在看来，他的一些教育主张基本是与现代教育的理念合拍的。然而，他发动的数次教育革命实践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从世纪初开始，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传统教育一直是众矢之的，是被批判改造的主要对象。但这一脉络在 80年代中断了，中国的基础教育发生了始料不及的畸变。随着恢复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被长期压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化为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的强大动力。我们几乎是未经选择地回到50年代。重新恢复重点学校制度、智育至上、考试至上和升学率导向，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层层设置的重点学校，使基础教育被纳入升学教育的狭窄轨道，置于炽烈的考试竞争的氛围。这一现实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素质可能产生的多种影响，值得我们去认真辨析和深刻认识。

比较而言，五六十年代学校教育中的毛病，大致是传统陋习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的遗留和延续，是很难在短时期内被彻底克服的；而80年代以来的教育现实，与五六十年代并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以考试为中心、以升学为目的的教育，并且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可以说，这是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和强化。到90年代，它被恰当地命名为“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是背离了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宗旨，赋予基础教育所不应有的强烈的竞争性和筛选功能，用层层考试的办法，选拔出一小批“优胜者”，从而使绝大多数学生成为教育的失败者，打击和挫伤他们的自尊心、进取心，乃至使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机。

在炽烈的应试教育的氛围中，出于追求升学率、增加竞争、提高考试难度的需要，致使我国中小学课程的深度、难度已成各国之最，高于发达国家一二个年级。由于脱离了多数青少年的实际认知能力，致使学生负担过重，厌学情绪严重，部分学生丧失信心而失学，是中小学生辍学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4 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有80% 的中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中学厌学的达30% ，有的地区高达60%.5 与严格的考试训练相适应，目前学校教育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发展；通过严格而激烈的竞争保持较高的考试水准，却不利于创造性的培养。同时，它削弱了教育的人文属性，导致教育的人文内涵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重视人伦教化、道德养成的特点。

中国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是发人深省和耐人寻味的。

造成8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原因可能很多，如十年教育中断造成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调、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独生子女家庭极高的教育期望等等。

值得认识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似乎丧失了对传统教育必要的警惕。在70年代末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和重建教育之时，我们在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是更好的这一问题上，似乎未及深入地探讨，未能建立起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思维。对文革和“教育革命”灾难的深恶痛绝，怀旧情绪的严重反弹，使教育的恢复重建又回到了五六十年代。这是教育界与经济界等其他领域很大的不同之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封建传统教育的批判之声几乎销声匿迹。

比较一下在不同历史时期传统教育的不同处境，便可理解它在80年代的复活。在本世纪上半叶，对传统教育的改造，不仅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冲击，同时有世界范围强劲的教育革新运动的洗礼。多元文化的新格局对旧传统的消解、替代，活跃的民间教育组织成为当时推进新教育的主力，陶行知等一大批教育改革家身体力行的改革实践，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更新着人们的教育主张。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基本是在那时生长和形成的。在五六十年代，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主要来自毛泽东个人的压力。时至80年代，这两种制衡的力量都不复存在。而教育界的主流是重建和恢复秩序，但在此过程中，并未能站在更高的历史制高点上，引入更为现代的新的教育文化资源。于是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屡受批判、冲击的那些弊端逐渐畅行无阻，加之70年代末全民族被压抑已久的教育热情突然释放和巨大的升学压力，传统教育于是得以复活，并酿成“应试教育”之大观。

『叁』 老式教学与新式教学的区别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孔子怀抱“人皆可以为圣贤”的道德理想，开创了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的先河。由此，全民族极其高涨的教育热情，尊师重教、兴学办学、对子女较高的教育期望等等，形成儒教社会的一种特质和精神面貌。
与这一教育理想相连的制度安排，是著名的科举制。结构精巧的科举制，既是考试制度和学位制度，又是文官制度，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精英选拔机制，开辟了一个平等竞争、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从而保持了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科举制所奠定的依照教育程度来选拔官员的制度，是一种十分先进的文官制度，它最具有认识价值的特殊之处，是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确立知识优先的准则，根据人的教育程度、学习水平来划分人的社会地位，分配社会资源，从而奠定了一种知识社会、学历社会的雏形——所谓的“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体现的都是对教育、知识的重要性排序。
有人曾指出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写在典籍上的与在实际生活中流通的往往有极大距离。在教学过程和教育方法层面，我们有许多脍炙人口、传诵至今的警句名言，如“循循善诱”、“温故知新”、“教学相长”、 “因材施教”、启发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等，但这些似乎主要是先贤的楷模和理想。在千年来的教育现实中，封建时代的教育作为“传统教育”的基本表现是师道尊严、注入式、满堂灌、死记硬背、考试至上等等。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五四以来，思想文化的变革异常迅猛。作为五四文化的主流，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自由知识分子引进了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用以对抗和更新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在中国的传播，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价值。五四新文化对于反对旧的教育、文学、文化传统有摧枯拉朽之功。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无不强烈抨击旧教育，主张“打倒孔家店”，这种今天看来十分激进的态度，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在新教育的现实中，西学之用则有渐成新学之体之势。这或许是解释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在现代中国得以兴盛的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

在教育的普及性方面，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的新式教育，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由于新式学校和好学校多在城市，而在广大的农村，正在进行的仍然是私塾教育，城乡之间受教育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教育的实用性方面，不少接受新式教育的才子仍热衷于舞文弄墨，学校教育的内在精神、价值仍未更新，它被面向民众的教育家陶行知激烈抨击为是培养小姐、少爷、“高级废物”的教育。
对于五四以后传统教育的实际命运，也许不能只以思想家最激烈的言论来判断。比较而言，那更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存在着多种文化发展的空间。正如识者所言，一方面，最激烈的反对传统者都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和与传统文化的感情联系；另一方面，被归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梁漱溟等人也都是主张变革旧传统的，视科学和民主是中国必须接受的好东西，只不过他们觉得这种改变应适应中国的现状和中国文化的形态，认为西方化并非文化的唯一模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企图按照儒家文化传统，恢复已经衰败的士绅统治，构建以知识权威为中心的乡村秩序。这种实验无疑有很大的局限性，又被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所左右，但其将西学资源中国化和从本国传统出发解决农村问题的努力是有认识价值的。
50年代初，在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对上半叶的“旧教育”采取强烈批判的态度和彻底改造的政策。在学习、移植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将教育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通过取消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实行国家包办教育，私人和民间办学的教育空间基本不复存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至上的年代，知识价值和分数面前的平等也不复存在。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与旧传统的“彻底决裂”，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之情和科学态度荡然无存。最终造成中国大陆教育中断、文明退化的浩劫。
毛泽东对当时学校教育的批判，集中在教学方法、考试制度、师生关系等方面。对学校教育中十分普遍的满堂灌、填鸭式、死记硬背、八股考试等刻板僵硬的教学方法十分不满，主张课堂教学要生动活泼，讲授要少而精，启发式，减轻学生负担，保证身体健康。毛泽东以不妥协的姿态激烈批判传统教育的弊端，现在看来，他的一些教育主张基本是与现代教育的理念合拍的。然而，他发动的数次教育革命实践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从世纪初开始，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传统教育一直是众矢之的，是被批判改造的主要对象。但这一脉络在 80年代中断了，中国的基础教育发生了始料不及的畸变。随着恢复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被长期压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化为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的强大动力。我们几乎是未经选择地回到50年代。重新恢复重点学校制度、智育至上、考试至上和升学率导向，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层层设置的重点学校，使基础教育被纳入升学教育的狭窄轨道，置于炽烈的考试竞争的氛围。这一现实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素质可能产生的多种影响，值得我们去认真辨析和深刻认识。

比较而言，五六十年代学校教育中的毛病，大致是传统陋习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的遗留和延续，是很难在短时期内被彻底克服的；而80年代以来的教育现实，与五六十年代并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以考试为中心、以升学为目的的教育，并且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可以说，这是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和强化。到90年代，它被恰当地命名为“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是背离了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宗旨，赋予基础教育所不应有的强烈的竞争性和筛选功能，用层层考试的办法，选拔出一小批“优胜者”，从而使绝大多数学生成为教育的失败者，打击和挫伤他们的自尊心、进取心，乃至使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机。

在炽烈的应试教育的氛围中，出于追求升学率、增加竞争、提高考试难度的需要，致使我国中小学课程的深度、难度已成各国之最，高于发达国家一二个年级。由于脱离了多数青少年的实际认知能力，致使学生负担过重，厌学情绪严重，部分学生丧失信心而失学，是中小学生辍学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4 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有80% 的中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中学厌学的达30% ，有的地区高达60%.5 与严格的考试训练相适应，目前学校教育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发展；通过严格而激烈的竞争保持较高的考试水准，却不利于创造性的培养。同时，它削弱了教育的人文属性，导致教育的人文内涵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重视人伦教化、道德养成的特点。

中国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是发人深省和耐人寻味的。

造成8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原因可能很多，如十年教育中断造成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调、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独生子女家庭极高的教育期望等等。

值得认识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似乎丧失了对传统教育必要的警惕。在70年代末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和重建教育之时，我们在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是更好的这一问题上，似乎未及深入地探讨，未能建立起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思维。对文革和“教育革命”灾难的深恶痛绝，怀旧情绪的严重反弹，使教育的恢复重建又回到了五六十年代。这是教育界与经济界等其他领域很大的不同之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封建传统教育的批判之声几乎销声匿迹。

比较一下在不同历史时期传统教育的不同处境，便可理解它在80年代的复活。在本世纪上半叶，对传统教育的改造，不仅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冲击，同时有世界范围强劲的教育革新运动的洗礼。多元文化的新格局对旧传统的消解、替代，活跃的民间教育组织成为当时推进新教育的主力，陶行知等一大批教育改革家身体力行的改革实践，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更新着人们的教育主张。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基本是在那时生长和形成的。在五六十年代，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主要来自毛泽东个人的压力。时至80年代，这两种制衡的力量都不复存在。而教育界的主流是重建和恢复秩序，但在此过程中，并未能站在更高的历史制高点上，引入更为现代的新的教育文化资源。于是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屡受批判、冲击的那些弊端逐渐畅行无阻，加之70年代末全民族被压抑已久的教育热情突然释放和巨大的升学压力，传统教育于是得以复活，并酿成“应试教育”之大观。

『肆』 当代小学生有什么新的教育问题

1、思想不端正（例如早恋、一些学生还会打群架或者情架等）；2、不尊敬老师版（例如给老师起外号、权和老师吵架、或和老师打架等）；3、容易叛逆（不听从父母或老师的话）；4、和大人或同学学坏（例如抽烟、喝酒、收小弟、小妹、收保护费、和比自己小一点的的同学要钱等）；5、待发现。

『伍』 小学生对新教育的感悟

1、处在社交圈中是一种烦恼，而超脱出来简直是一场悲剧。
2、厌倦，就是一个人吃完盘子里的食物后对盘子的感情。
3、参加追悼会的程序常常是，先受一次深刻的人生教育，然后大家一起抽烟喝酒打牌。
4、知识是一种使求知者吃得越多越觉得饿的粮食。
5、爱情是会沉底的，在平淡的日子里，最重要的是经常轻轻晃一晃盛装爱情的“水杯”。
6、战争：用舌头解不开就用牙齿咬吧！
7、憎恨别人就像为了逮住一只耗子而不惜烧毁你自己的房子。但耗子不一定逮到了
8、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许多梦想，但如果其中一个不断搅扰着你，剩下的就仅仅是行动了。
9、世上只有想不通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

『陆』 小学数学的新教育理念是什么

先学后教

『柒』 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和旧时教育有什么不同

摘 要：中国近代新学制的建立是与新式学堂的兴起及学习西方教育相伴随的。在学习西方教育的基础上才有新式学堂的兴起，有新式学堂的出现才有近代新学制的诞生，最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建立起近代第一个真正实施的新学制。所以，中国近代新式学堂兴起以及与其相伴随的新学制的产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关键词：新式学堂；新学制；西方教育
中国近代新学制的产生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产物。陶行知在《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一文中指出：“一切制度都是时势的产物。学校制度亦不违反这原则。时势如此，学制不得不如此；时势如彼，学制不得不如彼。时势变迁，那应时势需求而来的学制亦不得不变迁。” 近代中国新学制的构建是与新式学堂的兴起及学习西方教育相伴随的。
一、新式学堂的兴起和发展是学习西方教育的结果
（一）在中西的强烈对比中学习西方的必要性
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和兵舰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将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浪潮中。正如马克思所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一种特殊形式的接触。封建主义制度的落后、腐朽与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鸦片战争时，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进行工业革命；中国仍是封建专制政治统治，而西方已进入资本主义200余年；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尽管出现过古代的四大发明，但是到了近代科学技术却大大落伍了；而文艺复兴后，西方国家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发明和先进成果：主要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笛卡尔的几何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在中国封建儒家思想束缚人们头脑的时候，西方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已经广为传播并付诸实践。因此，鸦片战争时的中国社会仍处于封建、保守、封闭、落后状态，而西方社会则先进、开放、发达。根据我国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提出的文化发展势差理论，不同文化接触后，高层次的、先进的文化必然影响低层次的、落后的文化。这种现象如水之趋下，不可逆转，所以称之为“文化势差”。 这种差距和不平衡的态势决定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必然向落后地区流动。在中国近代，这种流动的方式是用战争强行打开国门，西学在大炮的轰击下输入中国。从此，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不仅有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还有日益尖锐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作为落后地区，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完成近代化教育的历程，就必须向西方先进国家和地区学习。
（二）清末中国传统学校教育的腐朽衰落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已是千疮百孔，传统教育危机四伏。
1．科举考试弊病丛生。首先表现在学校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科举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科举怎样考，学校也就怎样教。科举考试的内容空疏，形式专制，考场作弊现象严重。“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词赋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 八股文的结构束缚了士子的思想。科举制度舞弊成风，冒名顶替屡禁不绝，加上八股取士，致使不学无术之徒充斥晚清士林。
2．学校名存实亡。清末的封建学校教育制度，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尽管形式很完备，但由于官场腐败，科举舞弊，学风陈腐，这些学校变得有名无实。教育内容空疏无用，教学活动也无法进行。如最高学府国子监，也无严格的管理制度，学堂混乱，学生入监读书，不过是为了取得一个进身做官的资格，毫无读书求学的渴望，他们常是口衔烟袋，手捧茶杯，东游西荡。学校已是案位空闲，书声无闻，取消了“坐监”制，允许学生在宿舍自学，只要在初一、十五来监听两次课即可，教官多是衰老庸劣，滥竽充数之辈。学校只具虚名，而不能发挥实际效用。在民族危机的重要时刻，封建旧的学校教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培养不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
3．士风学风衰败不堪。清政府对外实行闭关锁国，对内大兴文字狱，采取高压政策进行思想钳制；知识分子长期钻在故纸堆里，孤陋寡闻，不思进取，逃避政治，研究与现实毫无关系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形成了许多以考证为主要特征的学术流派；民族精神空虚乏力，思想界呈现出一片冷落沉寂的景象。社会上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不正学风，这样的学术氛围是不可能造就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的。
（三）学习西方建立新式学堂
晚清腐朽的学校教育制度已经衰败，培养的人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于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亲身感受到西方列强的先进和强大，他们认为，西方列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因此，只有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才能制服洋人。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大量涌入中国通商口岸，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使得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急需大量新式洋务人才，而旧的封建教育又不可能培养出这种新式的、近代化的人才。因此，人才问题非常突出，要求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改革封建教育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再加上洋务运动期间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急需大量的近代科学技术、军事技术、外交等方面的人才。但是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非常短缺，即使是早期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也不能满足人才之需。因此，洋务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面对人才压力,洋务派只好采取创办新式学堂的方式，培养系统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及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从1862年开办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开始，到1900年创办江苏武备学堂为止,30年时间里洋务派共创办了近40所新式学堂。这些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外国语学堂，主要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第二类是工业技术学堂,主要有福州船政学堂、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工艺学堂、广东实学馆、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等；第三类是军事学堂，主要有南京陆军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在这些近代新式学堂中，教育内容已涉及到国内旧式学校没有的近代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知识。
二、近代中国新式学堂的创办过程
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中出现了“本末倒置”，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特有的现象。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不仅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不同，而且与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的情况也有差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先发展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再发展专门教育、高等教育，而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是以语言学堂的创办为开端，接着是军事技术学堂、各类实业学堂，然后再回过头来发展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这种“本末倒置”现象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在一次次战争失利下的被动性和急于求成的心态。
从1862年6月11日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开始到1905年清政府“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为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走过了44年的漫长岁月，经历了洋务学堂、维新学堂和新政学堂的开办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也最终被近代教育制度所取代而退出历史舞台。
洋务教育是近代中国官办教育的开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在内忧外患中产生的洋务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应付日益频繁的外交事物，以及在创办洋务事业过程中对于各种新式人才的需求，深刻认识到：“自强之道，以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学堂为先”， 因此洋务派创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从1862年洋务派创办京师同文馆到1890年最后创办江苏武备学堂为止，几十年间洋务运动共创办新式学堂近四十所。主要涉及外语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两大类型，其中京师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两所新式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洋务学堂的产生，适应了“西学东渐”这一主流趋势，所开设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外国语、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等“西学”课程，成为和封建教育区别的重要标志。洋务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海军人才和科技人才，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如果说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停留在学习西方长技的器物层面的话，那么维新派建立的新式学堂则深入到制度层面。维新派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所以，变法的根本在于培育人才；人才的兴旺，在于开办学校。主张将教育改革作为变法之本，因而积极倡导新学，当时维新派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尤以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和谭嗣同、黄遵宪等主办的时务学堂影响最大。还有盛宣怀创办的北洋西学堂和南洋公学以及梁启超等人倡议的经正女学，可谓是领风气之先。其他类型的有通艺学堂、浏阳算学馆、绍兴中西学堂等，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培养了许多新式人才。此外，在百日维新期间，规定将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的新式学堂,省会办的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办的书院为中等学堂,县城办的书院为小学堂，地方自行捐资办理的社学、义学等也要一律中西学兼学，将民间祠庙不在祠典者也改为学堂，明令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些新式学堂的设立对新政期间新式学堂涌现起了效应作用。
新式学堂的大量涌现出现在清末新政时期。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指出“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各地纷纷响应清廷的兴学诏书，新式学堂在新政时期如雨后春笋般获得大发展。据统计，1903年，有新式学堂769所，1904年猛增至4476所，1905年达8277所， 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新式学堂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主体，从而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实际进程。
三、近代中国建立新学制的理论基础
洋务教育是近代教育的开端，在许多方面给中国封建传统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对学制的建立则无所建树，30几所新式学堂是洋务官员们各自为政建立起来的，缺乏全国性的整体规划和学制系统。洋务学堂属于中等教育性质的新式学堂，向下没有初等教育与之衔接，向上没有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研修。然而，实践上的徘徊不前并没有阻挡理论先行，国人在学制的出台上经历了一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并逐步构建起中国自己的新学制理论体系。
第一，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提出了关于建立新学制的建议。1860年他到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访问时，与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讨论了太平天国事业的方案，提出了七条教育改革的建议，其中的四项与建立新学制有关，如“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 这一思想已和资本主义的学校制度大体上类似。
第二，随着中国对西方教育的逐渐加深，一些人怀着羡慕的心情把西方的学制展现在国人面前。中国第一个出访欧洲的官员斌椿，在同治五年（1866年）的《职方外记》中介绍“欧罗巴诸国”广设学校的情况: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小学。儿童自七八岁入小学，学成后优者进入中学，中学学成又优者进入大学。同治十二年（1873），李善兰在《泰西学校论略序》中对德国学制进行了介绍，将德国学校制度归结为“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此外，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中，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均介绍了日、欧诸国三级设学的制度。
随着西学的传入，一些西方传教士如花之安、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也纷纷著书，介绍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对当时的学制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清末教育改革启发很大。
第三，构建新学制的轮廓。随着西方学制的宣介，国人开始构想中国自己的学制，建构了一系列新学制轮廓。郑观应在1884年的《盛世危言》中建议“仿照泰西程式，稍加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三年则拔其尤者，由小学而升中学，又三年拔其尤者，由中学而升大学。” 初步勾画出设立三级学校的中国学制的蓝图。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上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县皆设学堂” ，不仅建议进一步推广新式学堂，还对课程设置做了详细的计划，使中国式的学制构想进一步系统化。
第四，随着维新运动的日益推进，康有为、梁启超等顺应当时对教育界普遍要求效法西方建立近代中国学制的呼声，并力图扛起大旗，领导这场学制变革。1898年在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依据本国情况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康有为还具体提出了成立学部这样的教育行政机构。在“百日维新”中部分实施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学制体系和方案，如“广设学堂，提倡西学”等。但“戊戌政变”使“维新变法”百日而终，也使新学制魂断十九世纪。
四、近代中国新学制的诞生
在国人构想建立新学制的过程中，教育刊物《教育世界》对日本近代学制也作了介绍和评述；同时，清政府也派官员对一些国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些都为建立新学制作了必要的准备。
1901年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清政府实行“新政”，颁布“兴学诏书”，把全国各地的书院均改为学堂的举措大大推进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因此，新式学堂的发展，特别是小、中、大三级学堂系统的形成，呼唤近代学制出台，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学制体系便提上日程。
1902 年8 月15 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学制，也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学制系统，但因故未能实行。
1904年1月13日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订了一个《奏定学堂章程》，并公布实施。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文件，因这一年为旧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该学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以尊孔读经为宗旨，内容比壬寅学制更详备。“癸卯学制”的体系分为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三大系统。整个修业年限长达26年，即使不将通儒院5年计算在内，修业年限也长达2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学制。
“癸卯学制”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为中国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发展。据统计，到1909年，全国已有小学堂51678所，中学堂460所，高等学堂127所，师范学堂514所，各种实业学堂254所。 所以，“癸卯学制”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也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承前启后之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捌』 新式教育与旧式教育的主要区别

第一，从目的来看

那么学校的教育是增进我的知识和版技能，尤其是以知识为主。那么培训是提升权组织的绩效以及团队的竞争力。

第二，从时间上来看

学校的教育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比如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那都是以年为单位的。那么培训三天都算长的。

第三，从内容上看

公开课、企业的内训都需要配合工作的需要，而且是基于工作的需要为出发点去做的这个事情，它一定是着重于实践。那么我们在学校都是基于基础知识的一个教育，这个也是它很大的一个区别。

第四，从学员方面看

培训的学员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而学校的人员这些同学、学生是共性的。当然也有像大学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但是他的年龄段、思想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而培训的话，从刚参加工作的新学生到五六十多岁的老头都有，培训过程中都是会在同一个课堂上出现的。

『玖』 近代新式教育形成过程反应的问题是

教育革新与今日教改

在东北近现代教育史上，较为突出的两次教育变革是清朝的教育革新与民国初年的教育变革。这两次教育变革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东北教育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我国今日教育改革或多或少地提供了正面经验与反面教训。

清朝，教育的革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变革，另一是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变革。其中，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变革对东北教育的影响要比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变革给予东北的影响程度强一些。维新变法时期，东北虽然对教育变革的各项条令未能落实，但由于在此前后东北各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成长，要求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教改呼声也日渐增强。私学在该时期发展迅速，有识之士把教育事业的发展当做“人才盛”、“国势强”之关键。但该时期东北官学的变化不大，学校的面目依旧，尤其是旗学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不仅丧失了昔日尚武之风气，而且对今后新教育变革之要诣－－“兴新学”置若惘闻，呈现出弃旧拒新的局面。该时期，东北地区对科举教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不失为一大进步。

民国初年，教改的有关法令，内容丰富，措施也较为切合当时实际。具体做了五大方面的变革，即对教育目的、教育方针、学校教育制度、师资队伍建设、教育经费等诸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其中在教育方针中对师范教育进行了特别强调，给予了足够重视。在师资问题上，突出地强调了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以及提高教师的待遇等。教育目的则不够明确，但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突出强调个性发展及适应社会需要的人。而三次学制改革，都本着适应国情，适应民生及谋求个性发展的原则，教育经费未做太大改革，基本沿用清末做法。总的看来，民初的教育变革，无疑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该次教改对东北的教育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东北的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引起了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变化。

清朝和民国初年的教育革新，为今日教育改革提供了如下经验与教训：首先，教育变革必须适应社会与民族的需要，不能脱离本国国情，这是民国初年教改的经验。今日我们的教改也要借鉴这一经验。其次，教育变革必须是吐旧纳新，对于落后的东西要剔除，对于进步的东西要吸收，不能象维新变法阶段东北的教改那样，既未吸收进步的内容，又未抛弃腐朽的内容，反倒丢掉了旧教育中积极可取的成分。第三，师范教育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师资队伍素质的提高、教师待遇的改善也是今日教改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第四，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的变革是历次教改必须着眼的问题。第五，教育制度也是教改应该认真斟酌的问题。只有客观地借鉴前人教改经验、吸取其教训，才能搞好我们今日的教改。

三、东北解放区教育经验总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宣告结束，同年8月，中共中央便着手建立东北解放区，在恢复主权，建立行政机构、开展解放区生产建设运动的同时，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经过4年的时间，直到建国前，解放区的教育经历了由思想改造阶段到新型正规化教育阶段的发展。归纳这一时期教育的经验，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党对教育的领导。从思想改造阶段起，东北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就由共产党确定。每一次教育会议都在党的领导下召开，这样便确保了教育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并且，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为解放区教育的指导思想，时至今日，我们各地区的教育、各层次的教育仍然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革命经验。

第二，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团结与教育，强调师资队伍建设。在东北解放区建立之初，我党就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培养，认识到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十分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提倡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形成了尊师爱生的良好风气。

第三，在教育工作的侧重点上，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解放战争时期，出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需要，强调重视干部教育，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方针。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独特经验。

第四，注重初等教育的发展，提倡社会教育。在思想改造教育阶段，就提出要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同时要兴办社会教育，到了新型正规化教育阶段，才开始发展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成人教育也有了大幅度的发展。

第五，提出了科学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原则可以概括为“三结合”的原则。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育方法上，则反对“填鸭式的、注入式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而代之以启发的、讨论的、研究的、实验的方法，以发展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总而言之，东北解放区四年的教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的许多方面成为建国后我国教育始终借鉴的内容，对东北的教育更是产生了许多直接影响。

总的看来，今天我们对中国东北近现代教育的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能够汲取许多历史经验与教训，对我们特别是对东北今日的教育理论研究及教育实践的进步均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及伟大的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 王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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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现代化变革的深入，亟求大批新式人才，而这些人才又是传统教育体制所无法培养出来的。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因而无一例外地试图变革教育传统，瓦解旧的教育制度。清末新政挟时势之力，终于在教育变革上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最初的突破是科举制——隋唐以来沿袭一千多年的教育制度。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下令废除八股。3年后，又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即停止。”[20]

科会制的废除如同科举制的产生一样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罗兹曼评价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说：“科举制度的改革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21]尽管罗兹曼的说法未必准确和妥切，但他从科举制的废除中看到新政时期的深刻和社会变动而不仅仅是教育制度的变化，却是令人赞叹的眼力。

与废八股、罢科举相同时，创办新式学堂与“派士人出洋游学”的活动也以相当规模展开。据学部统计，光绪三十年，学堂总数4222所，学生总数92169人。4年后，学堂总数增长为52348所，学生总数扩展到1560270名，其发展速度相当惊人。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出洋留学上。由于清政府以积极姿态推动官费与自费留学，同时对学成回国经过考核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项出身，予以任用，留学海外一时蔚为热潮。和洋务时期留学欧美的方向不同，新政时期留学的主要方向是日本。光绪二十七年底，留学日本的学生尚只有280名，到光绪三十年底，留日学生数大约有8000至10000人。

清末新政的教育变革，还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它们以日本为模式，规定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高等学堂之上还有分科大学及最高一级的通儒院。从高小毕业到大学毕业分别授予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功名。中国现代教育因此而奠定了第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