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小学课堂教学发展历程

A. 在线教育发展历程

打破了线下传统教育模式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互联网创业的热门领域，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录播式在线教育

1999年，中小学在线教育蓬勃发展。上世纪90年代末的网校是以网络为介质的远程教育平台，其最大特点是不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但是它只是单纯地将师资力量在互联网群体里进行了付费分享。此类在线教育最开始是主要依靠录播的形式开展的，由将课程的视频录下来，上传到网络上，学生上网进行学习活动。这个时期的在线教育品牌代表主要有新东方、沪江网校等在校授课模式的网校，这些网校作为新生事物，迅速获得了大家的关注，但是这类网校兴起的时候，所开发的课程种类有限，加上设备的限制，受众面相对较小。

二、直播式在线教育

在线教育浪潮是在2011年左右开始的，和互联网爆发的时间点一致，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教育是真正的“在线”教育。在这个阶段，在线教育呈现井喷式发展，很多互联网公司开始投身于在线教育的行业中，从这个巨大的市场中分一杯羹，粉笔网、第九课堂、多贝网应运而生。

这个时期大多数在线教育机构都采用直播式教学。通过老师直播上课，能够和学生有一定程度的互动，也能通过在线答疑解决学生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直播式的在线教育是传统PC时代在线教育的一个巨大的飞跃，它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习的成本，也是卓有成效的学习方式。然而直播极大地受到设备的限制，教学的形式是“一对多”，众多学生和老师很难约定一个统一的时间，没赶上直播的只能回头看录播，学习效果有所减弱，很难实现线下的一对一的效果。

三、不懂就问——最接近面对面效果的一种实时互动在线教育

学生学习具有即时性，个性化，需要双向交互沟通的特性，录播，直播形式的教学方式都不能完全契合学习规律，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一对一双向交互的学习方式，才能更契合学习的规律。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对一双向在线交互式学习，才应该是在线教育的未来方向，“不懂就问”教育平台革命性地采用了一种创新的“白板”技术，填补手机了市面上很多在线教育品牌还未涉足的领域，小巧的手机或平板屏幕化身为快可以写可以画的白板，讲到哪画到哪，轻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具有视频和语音同步的功能。学生可以轻松地找到在线家教进行“一对一”的辅导，真正实现了学习的个性化和辅导的差异化，是最接近线下单独辅导效果的一种在线教育形式。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在线教育的种类越分越细，形式和内容越来越多样化，便利程度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乐意尝试这种新型学习形式，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在线教育最初来源于国外，但是在中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目前中国在线教育的发展势头不可抵挡，堪与世界一流的在线教育品牌比肩。

目前大多数家长都有这样的顾虑，让孩子在网上学习真的有效果吗，现在网上内容鱼龙混杂，使用在线教育，孩子会不会因此分心而更加耽误了学习。值得说明的是，在线教育是传统教育的一种有力的补充，在线教育的使命，依旧是以教育为本，只有能让人真正地学到知识，获得自我的提升，才是教育的本质和最根本的目的所在。

从录播到直播，再到智能教育平台，在线教育实现了成长的三步跳，在线教育行业利用新技术，致力于为现代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学习方式，“不懂就问”平台无疑是行业中的佼佼者，也是在线教育未来的领航者。

B. 小学语文教材的发展历程

1951年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编写或修订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在全国正式使用。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版”）第一套全国通用的小学语文教材。第一套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较为简单，内容中很多是关于毛泽东的，常常开篇就是毛主席祝词。
1956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第二套小学课本出版，但这套教材只使用了两年——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停止了这套教材的使用。
，人民教1961年秋育出版社新编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开始向全国供应。这是人教版第三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此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进行十二年制教材的研究、准备工作。1963年秋，新编各科课本的第一册在全国正式供应。这是人教版第四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76年到1978年间，国内的中小学教材使用较为混乱。
1977年，教育部决定以十年制为中小学的基本学制。1978年秋，中小学各科课本的第一册同时在全国供应。这是人教版第五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的教材使用也相对的稳定。其中有些小学语文教材的使用年限超过10年。
1982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向全国供应。这是人教版第六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87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新颁布教学大纲，对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修订、改编后开始陆续出版。这是人教版第七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8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施行。1988年国家教委据此制定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各科教学大纲初审稿。1990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实验教材出版。这是人教版第八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92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共24科教学大纲（试用）。1993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新大纲重新编写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教科书，开始供应全国。这是人教版第九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前后共使用了十几年。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这也是人教社编辑出版的第十套教材。该教材根据2001年5月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和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编订。2001年开始使用，由一年级开始，逐年推开。
2001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发布《关于启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的通知》，全国的基础教育开始实行“课程改革”。此后，国家放开了教材的编写权，过去的教材是围绕教学大纲，必须使用人教版教材；实行“课程改革”后，各出版社都可以编写教材，各地也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教学。

C. 生本课堂的发展历程

中小学个性化教育[生本课程]是教育部国家教师科研“十二五”规划全国版重点课题、中权小学个性化教育“生本课堂”行动研究总课题组的科研课题。[生本课程]的“生本课堂”教学法，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为教育理念，以学生的积极参与为前提，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
早在2003年，[生本课程]科研小组就以学生为本的个性化教育开展了教育教学研究。在近10年时间里，科研组在全国各地不同区域的30多座城市开展了教学实验，近万名小学生参加了“生本课堂”的学习和训练，近千名一线教师参加了教学技能培训或进行了理论学习。课题组经过多年的努力，[生本课程]专家和一线科研教师在行动研究中总结提炼出[生本课程]的“7·3黄金法则、6大系统板块和5大教学方法”，形成了独特的[生本课程]导学理论和“生本课堂”教学形态。
2011年3月，项目正式立项国家“十二五”课题。课题开题后，总课题开始有计划的在全国各地发展实验校区，而北京总部导学馆已经为推进中国个性化教育的发展推波助澜做出革命性贡献。

D. 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正在改革，国情复杂，需慢慢来

E.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 “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 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 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 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F.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42

我是山商毕业，学校实力不算很强，但氛围还可以，关键是你去了自己要好好学，自制能力要强点。改大学，呵呵，还没有这个消息吧，这个问题提得有点远。跟山师大联合培养研究生，已经申请成功硕士点了，但有三年的建设时间，今年应该就能招收硕士生了，现在学校主页有研究生处的链接。你要是考研的话尽量考名校。若只是要硕士学位的话，再好的去不了的话，来这也挺好。
其实这个层面的学校都差不多，关键是看你自己的实力，比如我们会计，你把注会考出来，把证考出来工作就好找点。再者，像考公务员、事业编，跟学校名气没有关系。这里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莱山区风景好，离海太近了，出东门不到百米到海边了。和烟大离得很近，学校女生多，男生少。
山东工商学院，原名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始建于1985年12月，是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原煤炭工业部所属唯一一所财经类普通高等院校。现由中央与山东省共建，以山东省管理为主。1997年11月，学校顺利通过原国家教委组织的本科教学合格评价，2003年12月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是山东省首家两次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的高校。2003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更为现名。rdiwxp希望采纳我的

G. 简述新中国语文教学改革的历程

我国语文课程改革可大致概括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文革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教材实行“国定制”人教社独家编写的。63年与56年颁布的大纲是一脉相承，规定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重视语文的工具性，强调语文的实用功能。其次文革后始于78年的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为背景，教材管理实行“审定制”教材多样化，但基本上都是训练体系的。87年的大纲是在78年的大纲的基础上修订的，提出了语文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强调了理解语言文字与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结合；学习语文与认识事物的结合，教学中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这一阶段与文革前比有很大发展。世纪之交开始了第三阶段的改革，我国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了，教育部制定了《纲要》，确定了改革的新目标，研制了各门课程的新标准，2001年小学语文课程标准面世，多套新课程教材出现了。
第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成果是明确了中学语文学科的性质和目的、任务，根据教学大纲的精神，编写了一套比较切合实用的教材，选文强调文质兼美，编排以培养语文能力为主线，教材是综合型的；十分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功能和基本训练，并强调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与掌握语言文字是不可分割的，严格要求学生树立勤学苦练的风气。这对于普及、繁荣祖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但对学生的本体地位，对促进学生的发展尚无清醒认识。

第二阶段1978年文革以后新颁布的大纲以及由人教社编写的一套崭新的教材对语文界的拨乱反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大纲的重要特点是思想教育与语文教学的辩证统一，并且把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教学指导思想。大纲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明确了中学语文教学如何适应新时期需要的问题；第二，解决了思想政治教育与语文训练的关系问题；第三，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基本上明确了在中学阶段，语文知识教些什么如何教的问题；第四，解决了作文教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文风问题、作文训练多样式问题、作文指导和评改问题）。教材管理是“审定制”，小学教材开始了多样化，小学语文改革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学生就可以在教师指导下通过独立阅读、独立思考、集体讨论读懂课文，改变了依靠教师讲解课文的局面，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第三个阶段自90年代末以来，不仅着眼于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还从根本上解决对语文学科性质、教学要求的认识问题、语文学科教学内容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与以往不同，它不仅顺应了我国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大潮流，也顺应了世界母语改革的总趋势，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的变化令人惊喜，新的课程理念融入了教材，也融入了教师的教学实践。

目前正在实施的《语文课程标准》昭示了新的理念，高质量、多样化、有特色的小学语文教材显示出新的教材风貌，教育实践中融入了新理念，出现了自主而快乐地学习语文的新局面。这一阶段的改革还刚刚开始，就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取得的成果也是显著的，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真正发挥语文课程在弘扬优秀文化、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础作用，还需要下大力气在实践中进行研究、探索。

主要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第一，语文教学要努力体现语文课程的性质，应遵循母语教育的规律。语言是一种文化，学语言就是进行文化的熏陶，教师要善于挖掘文本本身的宝藏，引导学生用心感悟，提倡本色语文就是要让孩子在中国文化的浸染中长大。第二，语文教学要张扬以人为本的旗帜，关心人的发展。教师要充分发挥教材促进学生全面、和谐的个性发展的基础作用，要努力为学生创设三维的最近发展区，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与知识能力的提高统一在一个过程中。第三，语文教学要紧密联系儿童的生活实际，经历一个由生活到文本再到生活的过程，使之开放而有活力。语文学科是与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学科，生活多广阔，语文就多广阔，要让孩子到广阔的生活中学习语文，在学习语文中享受生活、发展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不断的改革发展。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较大规模的有四次。

1．始于1950年的第一次全国性改革，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

的语文教材。这套教材的特点是思想性强，内容新鲜，富有教育意义，强调听、说、读、写

全面训练，不可偏轻偏重。

2．始于1956年的第二次全国性改革，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主要成绩是结束了两科混

教、互相干扰的状态，初步创造了比较完整的汉语学科体系和文学学科体系；结束了语文教

学中的无政府状态，开始走上了有格有序有计划的道路；纠正了重道轻文的偏向，加强了语

文知识教育。

3．始于1963年的第三次全国性改革，是在广泛地讨论了语文的目的任务和怎样教好语文课

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成果是明确了中学语文科的性质和目的任务，根据教学大纲的精神，

编写了一套比较切合实际的教材，选文强调文质兼美，编排以培养语文能力为主线，教材仍

然是综合型的；十分强调语文基本训练，严格要求学生树立勤学苦练的风气。

4．始于1978年的第四次全国性改革，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

草案）》，并陆续出版新编的语文课本，在全国通用。这次语文教学大纲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

问题：第一，明确了中学语文教学如何适应新时期需要的问题；第二，解决了思想政治教育

与语文训练的关系问题；第三，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基本上明确了在中学阶段，语文知

识教些什么和如何教的问题；第四，解决了作文教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文风问题、作文

训练多样式问题、作文指导和评改问题）。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全国性的也有四次。

1．第一次全国性教学改革在建国之初，普遍推行课堂的民主讨论，改变了“教师讲，学生听”

的老式教法。“ 2．第二次全国性教学改革始于1953年的“《红领中》教学法”。1953年5月，

北京市女六中为北京师大实习生举行观摩课，课文是《红领中》，在课后评议会上，普希金专

家对这节课提出了意见。次日，北京师大实习生在师大女附中进行试教，他们按照普希金专

家的意见进行实验。实习生把原来的七课时改为四课时，课堂上注意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

运用谈话法向学生提出问题，学生反映这个教法好。同年七月在《人民教育》杂志发表了叶

苍岑写的实习总结，并发表了短评，在全国掀起了语文教学改革的浪潮。

3．第三次全国性的教学方法改革始于60年代初，串讲法一时盛行起来。这种逐字逐句串讲

并在讲解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的教法，对于文言诗文，对于落实字、词、句、篇教学，有一定

作用，但把串讲法广泛地应用于语文教学，就成大同题了。

4．第四次全国性教学方法改革始于80年代，语文教学改革正沿着“加强基础，培养能力，

发展智力，实行语文教学科学化”的正确方向前进。这次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有以下

几个特点：第一，变“授”为“学”，把重点放在指导学生“学”，从而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

变为主动。第二，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坚持听、说、读、写全面训练。第三，在传授知识、

培养能力的过程中，注意发展学生智力。第四，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

（三）回顾语文教学改革的历史。

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情况，我们高兴地看到，语文教学改革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起步

早，而且持续不断地进行改革；第二，规模大，遍及全国，影响很大；第三，教材改革与教

法改革同步进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第四，思想活跃，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第五，每

个时期都有一批教学改革的带头人，尤其是1978年以来，涌现出以于漪、钱梦龙、陆继椿、

魏书生、宁鸿彬、顾德希、吴昌顺、程汉杰、欧阳黛娜、张孝纯等优秀的语文教育专家。

回顾语文教改的历史，我们看到道路是曲折的，继续前进的路途上还有不少困难。

1．陈旧观念的破除是很困难的。积极改革者只是极少数，认真学习先进经验，以新的观念进

行教学改革的也是少数。一些成功的教学改革经验之所以在大面积上推广困难，主要原因是

大部分教师的教学观念没有更新，而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思改革。

2．穿新鞋，走老路，缺乏深入改革的紧迫感。在“满堂灌”、“填鸭式”受到批评之后，就兴

起了“满堂问”的谈话法；在“谈话法”过时之后，又出现了以应试为目的、以练代讲的“满

堂练”。虽然，教学方法表面上在不断变化，但实质上还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好学生是学习主体

与教师是教学主导的关系，没有把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放在首位。公式化、

概念化的教学，还有一定的市常有的方法表面上看来有创新，但实际上未摆脱“一言堂”、“满

堂灌”的陈旧陋习。

3．教改实验难于推广的又一个原因是，进行教改实验的老师比教普通班的考师课业负担重，

他们要学习理论、做调查研究、积累资料、统计数字、进行总结、撰写论文，教一个实验班

的工作量比教两个普通班的工作量还大，而他们的工作量只按教一个班计算，得不到进行教

改实验相应的报酬，而且和教普通班的教师之间的关系又不好处，所以许多教师不愿做教改

实验，不愿自我麻烦。

4.应试教育的局限性。十几年来，全国高考、省级会考和初中毕业升学考试，都进行了一些

改革。语文试题在考查基础知识、基本训练的同时，着重考查学生的学科能力，对中学语文

教学起了一定的正导向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级考试对语文教学又有一定的副作用。

这种副作用主要表现在语文教师跟着考试的内容、考试的题型转，估计不考的内容在课上不

教；只重视教基本课文，不重视非基本课文；只重视课内，不重视课外；循规蹈距，不敢越

雷池一步。这种副作用在高中比在初中大，在毕业班比非毕业班大。突出的表现是加班加点

的“疲劳战术”和大运动量的“题海战术”。

回顾语文教学改革，我们既为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欢欣鼓舞，又为继续改革的路途上还有一些

障阻而担忧。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深化语文教学改革的任务是既繁重又紧迫的。叶圣陶先生

在全国中语会第三届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不能今年研究，明年研究，研究它二十年。

太慢了！能不能快一点？”叶老的讲话过去11年了，但是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

H. 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的几个主要阶段及其成绩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可分为萌发诞生、艰难成长、曲折发展、走向成熟四个阶段。
一、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萌发诞生阶段(1878—1926年)
中国古代教育是一种混合型的教育,没有独立的语文学科,语文教学内容包容在综合性教育之中。中国现代教育起源于清末的新式学堂。从清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萌发诞生阶段。

(一)清末的语文教育
1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端19世纪5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兴办了教会学堂,清政府官方创办了各种同文馆和洋务学堂,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私人也开办了各类学堂。新式学堂借鉴西方经验,实行分科教学。语文教育也逐步从传统教育中分化出来成为与修身、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并列的独立学科。其中,光绪四年(1878年)张焕纶在上海县梅溪街创办的正蒙书院,最早设国文科,以“俗话译文言”“讲解与记忆并重”为特色。

2 清末的语文教材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套小学语文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

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虽然从传统教育中分化出来独立设科,但从总体上看读的是古文,写的是文言,教法是讲解,学法是记诵,与传统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

(二) 辛亥革命时期的语文教育
1 民国初年的语文教育改革早在辛亥革命前,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就认为“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所要学的并不限于文字和文学,于是提议将这一学科定名为“国文”。蔡元培等人1902年创办爱国学社,梁启超1906年前后创办长沙女子学堂,就将这一学科称为“国文”。1911年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总长,对清末封建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中国的语文教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12年1月,教育部宣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等。同时,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将各类学校“中国文字”“中国文学”课程更名为“国文”。这两个文件的颁布,以法令的形式巩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教育成果,促进了普通教育的发展。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并正式公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从语文教育史的角度看,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所作的改革有两点尤其值得重视:一是废止“讲经读经”科,阅读教学正式脱离经学;二是将“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合称,并正式定名为“国文”科,较全面地反映了语文学科的内容。

随着封建政体瓦解,共和政体建立,人们对语文教育学科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1912年12月,教育部公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规定:“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教育部同时公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易文字,兼课习字。”这些规定表明:语文是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是培养文学兴趣的工具,是启发智德的工具。

2 袁世凯复辟与恢复读经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务,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纂夺,民国共和政权变成北洋军阀政府。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天坛宪法章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并且要求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1915年1月,袁世凯在《特定教育纲要》中要求“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语文教育
1 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

辛亥革命不仅没有根除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势力在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影响,甚至也不能巩固和发展文化教育领域在反对科举、八股和旧学斗争中所取得的成果。由新的思想启蒙运动逐步转化而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当时激进的民主主义战士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的领导下,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提出“拥护民主”“拥护科学”的口号,同时亮出了“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旗帜,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的发展趋势:“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公开亮出“文学革命”的大旗,并进一步提出了文学内容革命的问题。1918年4月,胡适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中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乃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起而响应,站在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前列。《新青年》自1918年第4卷第1号起率先改用白话文,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先后发表了胡适、刘半农、沉尹默等人的白话诗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此后,各大报的副刊,包括当时号称四大副刊的《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差不多以白话文为主了。

在全国文教界的一致呼吁下,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1月明令:“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至于中学各科教科书,也都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都采用语体文。自此,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现代白话文终于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开始占领国文教科书的阵地。

2 新学制与语文课程纲要
1921年10月至11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会议,讨论学制改革,建议“根据共和国体发挥平民教育精神”,将学校系统分成三段,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所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稍加修正,即于11月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该学制规定小学六年(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这个改革案,废止了1912年“教育宗旨”的名称,改用“教育本义”。教育本义共七项: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其总的精神是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普及教育、发展个性、注重实用的教育思想。1922年,《教育杂志》第14卷特发“号外”,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对“学制”和“课程”进行讨论。随后,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一个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负责拟定各科课程标准。中小学语文科,由胡适、叶圣陶、吴研因、穆济波等主持起草。《小学国语课程纲要》规定该课程主旨是:“学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并涵养感情、德性;启发想象、思想;引起读书趣味;建立进修高深文字的良好基础;养成能达己意的发表能力。”《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规定该课程的目的是:(1)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2)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3)使学生能作文法通顺的文字。(4)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规定该课程的目的是:(1)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2)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3)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术。(4)继续练习用文言文作文。1923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审定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已开列出国语、国文课程纲要,内容包括课程目的、作业、教材、教法说明及毕业最低限度标准等等,成为我国语文教育史上第一个以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为依据的、体系较为严整的语文科课程标准。这些《纲要》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提出了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的、任务、教材体系、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及分阶段教学的要求,对后来的语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此,国语、国文并存的局面形成,并维持到新中国成立。

3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语文教材
为配合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改授国语,依教育部公布的注音字母和国音字典编辑、黎锦熙等校订的《新体国语教科书》八册于1920年2月出版。较早出现的现代白话文教科书有洪北平编的《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商务印书馆1920年),该教科书课文多是当时报章杂志上的时文,间有旧白话小说、诗歌、语录等,并用新式标点符号。稍后出版的用现代白话文编写的国文教科书还有孙亻良工、沈仲九编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上海民智书局1922年)等。

这一时期,语文教材的编制,除在形式上文言、语体兼采外,选文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反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话文学作品和白话议论文被大量选用,如鲁迅的短篇小说,郭沫若的新诗,周作人的散文小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的论文、讲演等。外国译文《卖火柴的女孩》等首次用作教材,即使是文言文,也扩大了选材范围,把近人梁启超、蔡元培的文言作品及古人的文言说明文选入课本。这些教科书反映了“五四”运动的实绩,在宣传“五四”时代精神、反帝反封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语文教学研究

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界对语文的教育目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教学的自觉性大大增强。当时,有人将国语国文课的教学目的分为“主目的”和“副目的”:主目的,是对语言、文字(文章)的理解、领会和发表能力的培养,即教会学生具有听、读、说、写的能力;副目的,则是在实现正目的的同时,获得知识,涵养德行,养成良好的习惯和趣味。主目的强调的是国语国文的工具性,副目的强调的则是其教育性(陈启天《中学的国文问题》,《少年中国》第1卷第12期、第2卷第1期)。朱自清提出:语文学科有双重目的,一是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二是发展思想,涵育情感。“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的原则上说,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且不应分轻重的,但在论理上,我们须认前者为主要的”。(朱自清《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教育杂志》第17卷第7号)朱自清第一次从理论上正确论述了语文学科的文道关系。

这一时期出现了20世纪第一个语文教学法研究的高潮,出版了不少语文教学法研究的著作,如吴研因的《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1921年)、张士一的《小学“国语话”教学法》(中华书局1922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4年)等。其中,黎锦熙著《新著国语教学法》是我国第一部以教科书形式编写的语文教学法专著。《新著国语教学法》吸收了国外新的教育理论,结合我国传统的教育经验,归纳出国语教学的四大目的,即自动的研究与欣赏、社交上的应用、艺术上建造及个性与趣味的养成,提出通过教学达到能读、能听、能说、能作、能写的五项具体目标,并提供了许多方法和教学范例,对国语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教育测验,是测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一种方法。廖世承、陈鹤琴合编的《测验概要》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对阅读测验的内容和做法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和介绍。这一时期,国外一些先进的教学方法也被介绍到国内。张文昌的《中学国文教学底几个根本问题和实际问题》(载《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8期)就介绍了启发法、自学辅导法、分团教学法、设计法、道尔顿制等教学方法。(未完待续)

二、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艰难成长阶段(1927—1949)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事业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在战火中艰难成长。
(一) 国统区的语文教育
1 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语文课程标准与国统区语文教材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教育宗旨草案:“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同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行《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和《教科书审查规程》。《教科书审查规程》规定:未经教育部审定,或失审定效力者,不得发行或采用。

1932年,国民党政府审定并正式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标准》。

2 读经问题争论与大众语文运动
读经问题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

从1929年开始,国民政府又掀起了“读经”逆流。陈立夫等人还主张初级小学读《三字经》,高等小学读“四书”。这一时期,湖南、广东等省国民党当局都将四书五经选编为教科书的内容,强令中小学生读经。

针对“尊孔读经”的主张,蔡元培、胡适、吴研因、叶圣陶、鲁迅等人纷纷撰文给予批驳,表明反对读经的观点。

三、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6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大陆)的语文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建国初期到“文革”结束,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事业在摸索中前进,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

(一) 建国初期的语文教育

1 “语文”学科的命名

1949年叶圣陶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工作,将新中国中小学语文学科的名称正式定名为“语文”,揭开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新的一页。叶圣陶解释道:“‘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此前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答滕万林》1964年2月1日)

2 新中国的教育宗旨和建国初期语文教育的特点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革新教学内容,突出思想政治教育。
二是听说读写并重,全面训练语文能力。
三是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改造旧的语文教学思想和方法。
3 汉语、文学分科实验
早在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工作会议上,胡乔木即提出了将“汉语教育与文学教育分开”的设想。

语言训练是语文课的最基本的内容,但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中,语言的训练却是片面的、不系统的。汉语的单独开设,便解决了这个问题。

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也系统地教学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知识,加强了文学教育。在中等学校里单独开设文学课,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也是第一次。

1958.3,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召开座谈会,决定对中学汉语和文学课本作根本性改编。汉语和文学合并为语文。提出语文教学的目的,一是使学生学会正确地理解和熟练地运用祖国的现代语文,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二是讲授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道德修养。这个决定结束了汉语、文学的分科教学。
(二)“大跃进”时期的语文教育
1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方针
“大跃进”时期,对教育方针的理解也存在着明显的“左”的偏向。例如:有人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四、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走向成熟的阶段(1977—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通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学校的教学秩序得到了恢复,中国(大陆)的教育事业走上了正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在语文教学大纲的编制、语文教材的建设、语文教学的改革和语文教育的研究等方面都逐步走向成熟

I. 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是什么

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简言之就是教育。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活动、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教育学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需要其他有关学科如哲学、心理学等的参与。

在教育尚处于萌芽和经验阶段，作为总结教育经验、具有一定理论体系的教育学是不可能出现的，教育学还没有成为独立学科。古代的教育思想常常是同哲学、政治、伦理、宗教等思想混杂在一起的，如中国古代的《论语》和西方古代的《理想国》等，虽然这些著作包含不少有关教育的论述，但都不能称为教育专著。世界上最早的教育专著，应算中国的《学记》（一般认为成书于先秦）；西方最早的教育专著当推古罗马昆体良（约35—95）的《雄辩术原理》，但它们尚不具备比较完整的教育学体系。

英国学者培根（1561—1626）于1623年发表了《论科学的价值与发展》一文，在对科学的分类中，首次把教育学列为一门独立学科。这时已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科学分类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孔子（前551—前479）我国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创办大规模私学，相传培养弟子达3000人，身通六艺者72人。他还整理、编订了《诗》《书》《礼》《易》《春秋》等文化典籍，并以其为教材教育弟子。其言论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而成《论语》一书（其中也记载了孔子部分弟子的言行），为儒家经典之一，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资料。该书对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不耻下问、身体力行、学思结合、温故知新的教学方法，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等，都有重要体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一批教育专著相继问世。就其大者而言，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在1632年写成的《大教学论》被认为是最早的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教育学著作。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于1776年在哥尼斯堡大学首次讲授教育学，使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在大学里开设。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1776—1841）又把伦理学和心理学引入教育学，于1806年发表了著名的《普通教育学》，该书被认为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学著作。他在伦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教育目的论，在心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教育方法论，形成了“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这个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在教师的主导下系统地传授知识，即是以教师、书本和课堂为中心的“三中心”的教学模式，对近代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

夸美纽斯（1592—1670）捷克教育家。年轻时被选为捷克兄弟会牧师，并主持兄弟会学校。在捷克人民反抗德意志天主教会统治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后的第十年，他被迫流亡国外，继续从事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他尖锐抨击中世纪学校教育，主张“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他首创了班级授课制，提出统一学校制度，普及初等教育，扩大学科门类和内容，强调从事物本身获取知识。他从教育要“遵循自然”的前提出发，论证了教学的直观性、系统性、自觉性和巩固性等原则，还编写了各种教科书。主要著作除《大教学论》外，还有《母育学校》《世界图解》《语言和科学入门》《泛智学校》等。

19世纪末，“新教育运动”出现，对“传统教育”脱离实际和忽视儿童等缺点给予抨击。以美国教育家杜威（1859—1952）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流派，发表了《学校与社会》等著作，强调“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从做中学”等教育和教学原则，提出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教学”，形成了“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争，是世界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教育思想流派和教学模式的论争，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际的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原理和科学的方法论基础。20世纪以来，苏联和我国的教育学家根据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教育原理）对现代教育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出现了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1930）、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39年第一版，1947年修订，1948年再版，1956年第三版）、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1945）等很有影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教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源”与“流”的关系问题。教育学发展的“源”在教育实践。教育实践不仅是教育理论的源泉，而且是检验教育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但当某一教育理论形成以后，就成为影响以后教育思想发展的“流”，成为现成的思想体系，反过来指导教育实践的发展。任何教育实践总是要在一定的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来进行的；经过实践，最后对原有的教育理论作补充、修改或者突破，以至否定原有的教育理论，而提出新的思想体系。教育学就是在这样的实践和理论相互作用、不断反复而螺旋式上升和发展着。也可以说，教育学是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