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生論語加解義加教育啟示

㈠ 論語集解義疏的思想內容

《論語集解》集漢魏「論語學」研究之大成，在註解體例及義理說經方面凸顯了自己與眾不同的特點：
其一，創立了經學注釋中的集解體。何晏等人本著「集諸家之善」、「有不安者，頗為改易」的原則，從注釋經典的方法上對漢魏「論語學」進行了總結。從《論語集解》中所收錄的七家注釋看，孔安國、馬融傳授古文《論語》，包咸以今文章句見長，鄭玄兼采今古文為之注，陳群、王肅、周生烈是曹魏時人，重視以義理解說《論語》。他們「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何晏等人為了使他們對《論語》的解釋融為一個整體，打破師法家法之界，今古文經學之別，博採章句、訓詁、義說諸種治經方法之善，以期在注經方法上有所突破，開創出新的學術風氣。
其二，保存了大量的漢魏古注。《論語集解》為漢魏時期研治《論語》集大成之作，其書兼采漢孔安國、包咸、馬融、鄭玄，魏陳群、王肅、周生烈等注訓，並參以己意而成書。何晏等人對於前人之成說，擇善而從，一般只選用一種注釋，不加引申，不作評論。但有時也有兼存兩說，以備後人取捨，反映了撰集者求真務實的學風。
其三，改易先儒，自下己意。何晏等人在所上的《論語集解序》中稱「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其中「頗為改易」一詞，反映了何晏等人以新的義理來注釋《論語》，改變原有注經方法的思想。南朝梁皇侃在疏解這四個字時說:「若先儒注非何意所安者，則何偏為改易，下己意也。」可謂得其彷彿。何晏等人通過改易先儒，自下己意，把《論語》學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其四，引《易傳》注《論語》。何晏「善談《易》《老》」，並著有《周易講說》，因此，由他主持註解的《論語》，多引《易傳》之說。
最後一點，一般被認為是《論語集解義疏》最有特點的地方。例如還有其他學者論述：
何晏多處援用道家思想來解釋《論語》，可見他的出發點是以道解儒，把儒家思想道家化。他的這種做法，使《周易》、《老子》、《莊子》開始與《論語》融合，故「自何氏《集解》以迄陳梁之間，說《論語》者，義有多家，大抵承正始之遺風，標玄儒之遠致，辭旨華妙，不守故常，不獨漢師家法盪無復存，亦與何氏所集者異趣矣」，也從而導致了魏晉經學「儒道兼綜」思想格局的形成和經學的玄學化。
但也有學者提出反對意見：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何晏在注釋《論語》時，其立場仍是從儒家傳統出發，這從其注釋中絕大多數為章句訓詁之言這一點上可以體現出來。
其次，在何晏有所發揮的地方，即前人所謂有玄虛之語的地方，我們仍然可以給出不同的解釋，何晏在《論語》中所灌注的思想是對先秦儒學的回歸，而這種回歸卻被後人扣上了以玄解經、援道入儒的帽子。

㈡ 論語集解義疏的版本流傳

《論語集解》最早見錄於史志，乃《隋書·經籍志》，稱《集解論語》，後此史志，或稱《何晏集解》，或稱《論語》。於集解者，各朝史志皆著錄為何晏，唯《宋史·藝文志》在何晏後下一「等」字，標明非何晏一人所為，清人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於《論語集解》後著撰者為鄭沖，並注曰：「是書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等共集」，清人翁方綱撰《經義考補正》卷九，亦著錄「何氏（晏）鄭氏（沖）等論語集解」，蓋集解《論語》，鄭沖亦為主力。《晉書》卷三十三《鄭沖傳》載：「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今《四部備要》本《論語何氏等集解》序，仍題為「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附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余者皆獨題何晏，考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學而第一》下題「集解」二字，並注曰「一本作《何晏集解》」，知獨題何晏其來已久。《四庫全書總目·論語義疏》提要於此疑雲：「殆晏以親貴總領其事與？」今存此說。所集諸家訓注，據《論語集解》自序，知集八家之說復采古論語注為集解，此八家分別是包咸注、周氏注、孔安國注、馬融注、鄭康成注、陳群注、王肅注及周生烈注。
正文注文齊全的《論語》單集解本國內早已無存，現有者多為學者、藏書家、目錄學家或版本學家鉤沉整理影刊所成。《隋書·經籍志》著錄：「集解論語十卷，何晏集解」，說明何晏《論語集解》在唐初有十卷本存。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刊刻石經，於開成二年(837)刻成，即所謂「唐石經」，亦稱「開成石經」，當時立於長安國子監太學，今存於西安碑林。總計經十二種，附錄三種。《論語》石數為七石(十卷)。王國維雲：「唐石經雖單刊經文，其所據亦經注本。如······《論語》題何晏集解、《爾雅》題郭璞注。又注家略例、序文，無不載入。是石經祖本本有注文，但刊時病其文繁，故存其序例。刊落其注耳。」是唐石經所刊《論語》以何晏集解本為祖本，但為白文經，注未得同刊。是唐代流傳《論語集解》為手鈔本。唐本《論語集解》現存三種影刊，分別為：
1、《論語》殘二卷（存卷二、卷十二），此乃唐寫本，收入《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1939
年），為羅振玉輯並影印。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有藏。
2、《論語》殘三卷（存卷十八至二十），存於《敦煌秘籍留真新編》（上卷），為日本神田喜一郎輯，陸志鴻編，民國三十六年（1947）國立台灣大學據敦煌寫本影印。北京師大圖書館有藏。
3、清傅雲龍輯《籑喜廬叢書》中有《論語》十卷，乃據唐卷子本影刊，光緒十五年（1889）
於日本東京刊刻，清黎庶昌撰有附錄一卷。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師大圖書館均有藏本。
唐寫本是何晏《論語集解》現存最早的版本，應該最接近何氏集解原貌，其所保存的文獻資料有珍貴的學術價值。
《論語集解》的刊刻，據現有資料考辨，最早應該在五代時期。據《五代會要》記載，後唐長興三年二月，朝廷批准中書門下（指宰相馮道、李愚等人）關於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的奏請。「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仔細看讀，然後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等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當時計劃刻印九種經書，即《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雕印儒經工作，從長興三年（932）開始，到後周廣順三年（953）才全部完成，歷經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朝代，用了二十一年的時間。共印經書十二部，除《九經》之外，還包括《論語》、《孝經》、《爾雅》。凡所雕印，均依唐《開成石經》作為底本進行校刻，《論語》之何晏集解未得同刊。
至五代後蜀，皇帝孟昶又命宰相毋昭裔於廣政十四年（公元951年）刻《論語》、《孝經》等十經於石壁，立於成都石經堂，即「蜀石經」，也稱「廣政石經」、「孟蜀石經」。經文以開成石經亦即「雍都舊本九經」為藍本，但有注，清代楊守敬曾作過如此評價：「蜀石經經注並刻，宏工巨制，可謂空前絕後。」今存者，僅有少量由歷代皇室流傳下的北宋拓本，包括《周禮》、《三傳》和《毛詩》殘卷，1938年底，在成都老南門城垣出土了十來塊蜀石經的殘石，包括《周易》、《毛詩》、《儀禮》、《尚書》以及南宋晁公武等人所附刻的《古文尚書》等，《論語》刻石無存。因《論語》刻石不存，無法考證所刻經注是否依何晏集解，但蜀石經是依開成石經而成，而開成石經所刻《論語》祖本即為何晏集解本，據此，我們可以大膽認定蜀石經經注並刻本《論語》就是何晏集解本。 宋代藏書家於流布書籍百方羅致、裒輯編訂，大多精校精刊，於整理保存古籍善莫大焉。宋代著名藏書家、目錄學家晁公武和陳振孫於私家著錄中都收有何晏《論語集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何晏注論語十卷」，《郡齋讀書志》有衢本、袁本之分，原書四卷，最初刊於四川，後四川又別行晁氏門人姚應績所編二十卷本，宋理宗淳佑九年(1294)游鈞守衢州，取公武門人姚應績所編蜀本刊傳，是為衢州本。同年，宜春郡守黎安朝刊刻了《郡齋讀書志》的蜀中傳本四卷。當黎氏見到衢本之後，於第二年加刻了四卷本中沒有的圖書，且補考異一卷並刊，這就是袁本。《何晏注論語》十卷，見錄於衢本卷四，袁本無「何晏注」三字。衢本解題敘其自序雲：「據魯論包咸、周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陳群、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與孫邕、鄭同、曹羲、荀顗集諸家訓解為之。」鄭同，當為鄭沖，《晉書》卷二十有傳。包咸，袁本作「包氏」，錄此以見文字異同。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著錄「《論語集解》十卷」，《四庫全書總目》稱《直齋書錄解題》：「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籍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今者，得籍是以辨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然此書解題並未品題得失，只錄「魏尚書附馬都尉南陽何晏平叔撰」。《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為宋代著名私家目錄，著錄《論語集解》皆為十卷，史志目錄《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何晏集解》亦稱十卷，王堯臣等編宋代官修目錄《崇文總目》也著錄「論語十卷，何晏集解」，則宋代通行本《論語集解》為十卷本。
宋朝統治者重儒，包括《論語》在內的諸多儒家便典籍得以刊布。端拱元年(988)，宋太宗即令孔維、李覽等校正(唐)孔穎達《五經正義》，由國子監鏤版印行。之後，淳化五年(994年)，兼判國子監李至又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刊刻」。至真宗咸平四年(1001)，完成了這七部經書註疏的刻印。這便是何晏集解《論語》宋監本的產生。宋監本《論語》全本今見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卷首有何晏序，全稱為「監本纂圖重言意互注《論語》」，凡二卷，卷後有「劉氏天香書院之記」，知為宋劉氏天香書院刻本。近代藏書家楊守敬、袁克文有跋，為李盛鐸木犀軒、潘宗周寶禮堂遞藏，印入張元濟所輯《涉園所見宋版書影》第一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有錄。
宋代私家刻書之風昌盛，如岳珂、廖瑩中都是著名的刊刻家，岳珂刻《論語集解附音義》十卷（何晏集解，陸德明音義），廖瑩中世彩堂刻《論語集解義疏》十卷（何晏集解，梁皇侃疏）。廖氏另刻論語單集解本十卷，廖瑩中，南宋藏書家、版本學家，據周密《癸辛雜識》，世彩堂刻書用幾十種版本校對，有一百多人參加校訂工作，故廖氏所刻《論語集解》是為善本。民國二十一年（1932）故宮博物院輯成《天祿琳琅叢書第一集》，影印了《論語》十卷，即為元盱郡翻宋廖氏本，湖北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有藏。元初荊溪岳氏校正重刊宋廖氏本群經，其中《論語集解》十卷，何晏撰，有唐陸德明釋文，今藏北京圖書館。至明季，著名藏書家兼出版家毛晉於廖氏本又予以影鈔，《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影宋鈔諸部》錄《論語》一函三冊，題為「琴川毛氏影鈔，商丘宋氏（按：宋犖，字牧仲，清藏書家）藏」，毛氏，即毛晉，其汲古閣刻書多為宋元善本，功於書林，葉德輝《書林清話》說：「明季藏書家以常熟毛晉汲古閣為最著者。當時曾遍刻《十三經》、《十七史》、《津逮秘書》、唐宋元人別集。以至道藏、詞曲，無不搜刻傳之。」汲古閣影鈔何晏集解《論語》每卷末有盱郡重刊廖氏善本方印或亞字形廖氏即廖瑩中世所傳世彩堂佳刻，卷內有「毛晉私印」、「子晉」、「汲古閣」、「汲古主人」、「毛扆之印」、「斧季」、「臣筠」、「三晉提型」等鈐印。
宋元版書精刻精校，為後世藏書家視為珍秘之書，極力搜羅。明初葉盛編《籙竹堂書目》六卷，《論語何晏解》見錄於卷一，稱「論語何晏解二冊」，未錄卷數，後為清瞿鏞《鐵琴銅劍樓》收藏。葉盛每得書，必鈐上官印為記，原鐵琴銅劍樓藏葉盛舊物《論語》上即有「鎮撫燕雲關防」、「巡撫宣府關防」印記。瞿鏞收藏書籍皆為宋元舊刻，所撰《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前有宋翔鳳序，曰：「其收藏宋元舊刻暨舊鈔之本，至明而止」雲雲，是所收二冊《論語》為宋元舊版珍秘。
明永樂年間，楊士奇等據文淵閣東閣明室藏書編定《文淵閣書目》，所錄諸書，只有冊數，而無卷數。《論語集解》見錄《文淵閣書目》卷四，稱「論語集解（一部六冊完全）」。至萬曆年間，焦竑輯《國史經籍志》，著錄《集解論語》十卷。《國史經籍志》著錄「以當見存之書」為准，可見明萬曆年間仍有十卷本《論語集解》流布。《集解論語》流傳至今的明代刻本多為註疏本，如《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何晏集解，邢昺疏），就有明嘉靖中福建刊本、明萬曆十四年（1856）北京國子監刊本、崇禎十年（1637）毛氏汲古閣刊本。單集解本《論語》二十卷，存崇禎十二年（1639）金蟠永懷堂刊本，收入《十三經古注》，清同治八年（1869）浙江書局校修印。北京圖書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首都師范大學圖書館均有藏。 《論語》單集解本在清代已極難得見，現根據有關目錄學著作及資料，將清代以來《論語集
解》之版本及存佚作如下梳理：
1、《十三經古注》本。《論1語》二十卷，何晏集解，清同治八年（1869）浙江書局校修印《十三經古注》，底本是崇禎十二年（1639）永懷堂刊本。北京圖書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有藏。
2、《四部備要》本。《論語》二十卷，何晏集解，收入《四部備要·經部·十三經古注》。有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和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華書局縮印本。
3、《古逸叢書》本。《論語》十卷，何晏集解。收入《古逸叢書》。《古逸叢書》二十六種，為清黎庶昌輯，清光緒八年至十年黎氏日本東京使署影刊蘇州印本。《論語》十卷為光緒八年（1882）據日本正平本影刊。湖北圖書館、武漢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均有收藏。
4、《四部叢刊》本。《論語》十卷，何晏集解，收入《四部叢刊》。《四部叢刊》為張元濟等輯，有民國八年（1919）上海商務印書館初次影印本、民國十八年（1929）上海商務印書館二次影印本以及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本。《論語》十卷為影印日本正平本。
5、《四部要籍註疏叢刊》本。《論語集解》，魏何晏等注。祖本是《元盱郡覆宋本論語集解》，分上中下三冊，精裝，十六開本。《四部要籍註疏叢刊》一並影印九種要籍珍本，除《元盱郡覆宋本論語集解》外，正平本亦在其中。1998年中華書局出版。今見於西安交大圖書館和華東師大圖書館。
6、《天祿琳琅叢書》本。《論語》十卷，何晏集解，附唐陸德明音義。《天祿琳琅叢書》為故宮博物院輯，民國二十一年（1932）影印。清彭元瑞等撰《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二十卷，收《論語》一函三冊，據本目解題，知此書據元盱郡翻宋廖氏本影印，即影印宋廖瑩中世彩堂刻本。
從以上梳理情況看，清代的《論語集解》有兩個系統，一個以宋廖瑩中刻本為祖本，如《天祿琳琅叢書》本、《十三經古注》本、《四部備要》本都屬於這個版本系統；另一個版本系統是以日本正平版為祖本，《古逸叢書》本、《四部叢刊》本就屬於這個系統。
單集解本在清代已少有流布，清代以降《論語集解》多為皇侃疏、邢昺正義與朱熹集注本，此三家疏注都是以何晏集解為底本，對於《論語集解》的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但不屬於本文考辯范疇，現略述幾個重要本子如下：
1、《論語集解義疏》十卷，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
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刊知不足齋叢書本，清鮑廷博輯，清鮑志祖續輯。為清王芑孫批校並跋。今殘，闕五、六兩卷，蘇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有藏。
清同治十二年（1873）粵東書局刊《古經解匯函》本，清鍾謙鈞等輯。
清光緒十六年（1890）上海珍藝書局《四書古注群義匯解》排印本。
民國二十四至二十六（1935－1937）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本。
2、《論語義疏》十卷，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疏。
清乾隆三十年（1765）敕輯《四庫全書》本。
3、《論語義疏》殘三卷（存卷一至三），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疏。
存於《敦煌秘籍留真新編》（上卷），為日本神田喜一郎輯，陸志鴻編，民國三十六年（1947）國立台灣大學據敦煌寫本影印。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有藏。
4、《論語註疏》二十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摛藻堂四庫群書薈要》鈔本，清於敏中等輯。今藏於故宮博物院。
5、《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附校勘記二十卷，清阮元撰。
清阮元主持《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本（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學府刊本、清同治十年廣東書局刊本、清同治十二年江西書局刊本、清光緒十三年上海脈望仙館石印本、清光緒十八年湖南寶慶務本書局刊本、清光緒二十三年上海點石齋石印本、民國十三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民國二十一年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民國二十四年上海世界書局石印本、1957年北京中華書局排印本）和《四部備要》本。
6、《論語註疏》二十卷，魏何晏集解，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
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十三經註疏》本。
7、《論語正義》二十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清乾隆三十年敕輯《四庫全書》本。
8、《論語》十卷，魏何晏集解，宋朱熹集注。
清同治十二年（1873）稽古樓刊《袖珍十三經注》本。
民國十五年（1926）刊《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重校稽古樓四書本。 《論語》單集解本在日本尚有鈔本刻本流傳，考《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有：「論語十卷，何晏集解」，此書成於日本陽成天皇貞觀末年，說明早在中唐時期，何晏《論語集解》已傳入日本。在多種抄本刻本中，最有代表性者是正平本。
清初藏書家、目錄學家錢曾先後編有《也是園書目》、《述古堂書目》和《讀書敏求記》，《述古堂書目》四卷錄書二千二百餘種，間載冊數及版本，《何晏論語集解》見錄於卷一，十卷十本，注曰：「高麗抄本」。《述古堂書目》和《也是園書目》只是錢曾的一般書目而已，對於珍秘的宋元善本，四卷《讀書敏求記》專門討論版本之優劣、繕刻之異同，以及授受之源流。《何晏論語集解》亦見錄於《讀書敏求記》卷一，此書重價購於甲午（1654）初夏，為東國舊鈔，解題錄書末二行：「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志。」錢遵王稱「高麗抄本」，其實不然，著名藏書家黃丕烈已作過考辨，在《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指出「書出日本，轉入朝鮮。遵王但就其得書之所，故誤認為高麗鈔本耳。」故，遵王所謂「高麗本」實為日本正平本。日本正平甲辰（正平19年），當我國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邵懿辰在《論語集解義疏》標注中亦指出：「昭文張氏有單集解十卷鈔本，元至正時日本國人所寫，即錢遵王家物。」黃丕烈所得遵王舊藏，其卷首卷末均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印記，後又歸於陸心源皕宋樓中，今陸氏《皕宋樓藏書志》中有目有志。
清末田吳炤也藏正平刻本《論語集解》，但與上述版本不同。田吳炤，清末湖北省兩湖書院高才生，受維新派教育之影響於光緒二十四（1898）赴日留學兩年，光緒二十八年（1902）鄉試中舉後，曾隨清朝五大臣出國考察政治及教育，光緒三十四年（1908）被派赴日本任留日學生監督及使館參贊，1911年回國。據《中國善本書提要》，田氏藏本沒有道祐居士跋，乃日本目錄學巨著《經籍訪古志》所雲謂：「又有一本，刪去正平跋文者版，今尚藏在日本橋書肆千鍾房」者是也。此本卷內有「有宋荊州田氏七萬五千卷堂」、「荊州田氏藏書」、「景偉廔印」、「後博古堂所藏善本」、「潛山讀本」、「田偉後裔」、「伏侯得之日本」等印記，第一冊末有吳炤跋，略記得書經過。此本十卷五冊，版式為六行十三字，北京圖書館有藏。
據嚴紹璗在《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中的考定，今傳世的「正平本」《論語集解》十卷有三種本子，另有一種復刊本。三種「正平本」，嚴分別稱為「單跋本」、「無跋本」和「雙跋本」。上述遵王家物和吳炤藏書就是「單跋本」和「無跋本」，嚴氏據今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無跋本」古板木三十二枚，考定「其界欄、字形均與『單跋本』相同···.可以說，『無跋本』與『單跋本』是同一刻本，僅是在削去卷末一行題跋後，又一次印刷的。」「雙跋本」則是在「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志」行款後，傍有「論語卷第十經一千二百二十三字，注一千一百一十五字」注數以及「諭學古神德揩法日下逸人貫書」跋款。至於復刊本，指日本明應八年（1499）以「單跋本」為底本復制，但刪去「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跋款，改為了「西周平武道教重刊」。「正平本」《論語集解》原刊本今已罕見，世所傳者以明應八年的復刊本居多。
據《中國善本書提要》，日本除正平本外，另有版式為七行十七字的《論語集解》十卷舊刻本，二冊，原題「何晏集解」，但卷內未錄年月與刻書人姓氏，故不知刻於何時，楊守敬《留真譜》載此本於正平本後。此本有「殷禮在斯堂」、「宸翰樓」兩印記，為羅振玉家物，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有存。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此本（四部叢刊單行本目錄），西安交通大學古籍特藏室有楊守敬贈本。
又有享和二年本何晏集解《論語》，日本享和二年，當我國清嘉慶七年（1802），為盛宣懷舊藏本。盛宣懷，字杏蓀、幼勖、杏生等，別署愚齋，號次沂、止叟等，江蘇武進人，他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大官僚、大買辦。愚齋藏書共有6666種，66607冊，其中有不少是孤本和稀見之本，尤以日本刊本為多，有七百餘種，在這些日本刊本中，除日本人的作品集外，另有日本人注釋中國古籍的著作，亦有日本人刊印的中國古籍。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盛宣懷赴日本治病，順便考察鋼鐵廠礦和銀行，「又購得彼邦書籍及翻印吾國之善本，暨關於財政醫學等書載歸，又逾萬卷。」（《愚齋圖書館藏書目錄·序》）。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後，注重向西方學習，對傳統文化不甚重視，當時線裝古籍的價格非常便宜，吸引了不少中國人前往購買，盛宣懷也不例外。他在就醫之外，廣事搜求圖書。日本的書商聽說這位中國達官貴人的到來之後，紛紛送書上門。在他的《東游日記》中就有一天購書數百種的記載。保存了許多珍貴的古籍文獻。此本為皮紙烏絲欄，半頁九行，行十六字，有朱筆和文標注批抹舊抄本。今線裝二冊（原裝），見華東師大圖書館古籍特藏和西安交通大學古籍特藏。

㈢ 論語集解義疏的作者

關於《論語集解》一書的撰集者，主要看法如下。
皇侃《論語義疏敘》雲：「魏末，吏部尚書南陽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采《古論》孔注，又自下己意，即世所重者。今日所講，即是《魯論》，為張侯所學，何晏所集者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註解傳述人》亦曰：「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之說，並下己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為主。」
又據皇侃《論語義疏》著錄的何晏等奏進《論語集解敘》曰：「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附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晉書·鄭沖傳》亦曰：「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於今傳焉。」
可見，撰集《論語集解》者，除何晏之外尚有四人，是何晏等五人共成此事。但何晏在這五人之中，應當處於比較重要的地位。
何晏既屬於曹爽集團，與曹羲相善，又與司馬氏集團維持相對不錯的關系。本人在當時社會具有一定的聲譽，再加上皇親國戚，吏部尚書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在五人中充當著橋梁和紐帶作用。《論語集解》能夠以較高質量完成與何晏的居中協調是分不開的。
何晏的見識和領導能力已經被當時的人所公認。既主持了魏明帝的謚議活動，編寫兩卷的《魏明帝謚議》，又在注述《孝經》的諸儒之列。所以在《論語集解》的編撰過程中，何晏「總領其事」是情理之中。

㈣ 論語的文學常識

論語》是孔子弟子記載孔子與弟子、時人問答及孔子弟子間言論的書，其編專撰者應為孔子屬及門弟子與再傳弟子，其成書年代可以確定為春秋末年到戰國初年。《論語》流傳至漢有三種不同的本子，即《古文論語》、《魯論語》和《齊論語》。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先本於《魯論語》，參諸《齊論語》，合而為《張侯論》。東漢末年，鄭玄據《張侯論》，參諸《齊論語》、《古文論語》，作《論語注》。後世《論語》多本於此。歷代註疏《論語》者甚多，較好的注本有魏何晏《論語集解》、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宋邢邴《論語註疏經解》、宋朱熹《論語集解》、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今人楊伯峻撰有《論語譯注》，比較適於初學者使用，也不失為研究者的較好的參考資料。
《論語》一書並非嚴格的著作，主要是格言與一些小的故事，比較生動、全面地記錄了孔子之學、行、思與其人格形象。其中，孔子與其弟子的教與學的問答佔了很大的一部分，而這些最能反映孔子所作的哲學思考，比如其對於「仁」、「禮」、「樂」、「詩」及生死之種種看法。同時比較生動地反映了孔子因才施教、因勢誘導的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