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新式教育

『壹』 現代中小學教師應具備哪些新的教育理念

《標准》從四個領域對教師的專業理念與師德提出具體要求。
第一，強調教師職業的專業性和獨特性，要求教師注重自身專業發展。
第二，突出學生的生命教育。教師要「將保護學生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尊重學生的人格」，「信任學生，尊重個體差異」。這即意味著，教師要服務於學生生命成長的需要，關心學生的生命狀態，同時也關注學生自身對生命的體驗和態度。
第三，明確要求教師要積極創造條件，讓學生擁有快樂的學校生活。外在環境的改善固然重要，但是在教師與學生交往的微觀世界裡，教師對教育和對學生的理解與行動將會更為直接地決定學生是否能夠擁有一個快樂的學校生活。
第四，要求教師要注重修身養性。《標准》提出了指向教師個人修養和行為方面的諸多要求。這些要求更多反映出教師作為平凡的人，哪些心性、品質、行為是適當的，其次才將教師作為「教育者」特有的心性、品質和行為要求融入進來。在「師德」中把「個人修養和行為」專門作為一個「領域」提出來，更加凸顯「個人修養和行為」的重要性。

『貳』 新式教育與舊式教育區別

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的精華，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孔子懷抱「人皆可以為聖賢」的道德理想，開創了有教無類的平民教育的先河。由此，全民族極其高漲的教育熱情，尊師重教、興學辦學、對子女較高的教育期望等等，形成儒教社會的一種特質和精神面貌。
與這一教育理想相連的制度安排，是著名的科舉制。結構精巧的科舉制，既是考試制度和學位制度，又是文官制度，這種「學而優則仕」的精英選拔機制，開辟了一個平等競爭、向上流動的社會通道，從而保持了封建社會的長期穩定。科舉制所奠定的依照教育程度來選拔官員的制度，是一種十分先進的文官制度，它最具有認識價值的特殊之處，是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確立知識優先的准則，根據人的教育程度、學習水平來劃分人的社會地位，分配社會資源，從而奠定了一種知識社會、學歷社會的雛形——所謂的「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體現的都是對教育、知識的重要性排序。
有人曾指出過中國傳統文化的兩重性——寫在典籍上的與在實際生活中流通的往往有極大距離。在教學過程和教育方法層面，我們有許多膾炙人口、傳誦至今的警句名言，如「循循善誘」、「溫故知新」、「教學相長」、 「因材施教」、啟發式（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等等，但這些似乎主要是先賢的楷模和理想。在千年來的教育現實中，封建時代的教育作為「傳統教育」的基本表現是師道尊嚴、注入式、滿堂灌、死記硬背、考試至上等等。進入20世紀，尤其是五四以來，思想文化的變革異常迅猛。作為五四文化的主流，主張向西方學習的自由知識分子引進了歐美國家的意識形態，用以對抗和更新中國的傳統文化。它在中國的傳播，以科學和民主為主要價值。五四新文化對於反對舊的教育、文學、文化傳統有摧枯拉朽之功。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魯迅等五四知識分子，無不強烈抨擊舊教育，主張「打倒孔家店」，這種今天看來十分激進的態度，在當時無疑是具有歷史合理性的。
在新教育的現實中，西學之用則有漸成新學之體之勢。這或許是解釋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在現代中國得以興盛的一個特殊的文化背景。

在教育的普及性方面，比舊式教育更為昂貴的新式教育，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難。由於新式學校和好學校多在城市，而在廣大的農村，正在進行的仍然是私塾教育，城鄉之間受教育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在教育的實用性方面，不少接受新式教育的才子仍熱衷於舞文弄墨，學校教育的內在精神、價值仍未更新，它被面向民眾的教育家陶行知激烈抨擊為是培養小姐、少爺、「高級廢物」的教育。
對於五四以後傳統教育的實際命運，也許不能只以思想家最激烈的言論來判斷。比較而言，那更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存在著多種文化發展的空間。正如識者所言，一方面，最激烈的反對傳統者都有深厚的國學根底和與傳統文化的感情聯系；另一方面，被歸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梁漱溟等人也都是主張變革舊傳統的，視科學和民主是中國必須接受的好東西，只不過他們覺得這種改變應適應中國的現狀和中國文化的形態，認為西方化並非文化的唯一模式。梁漱溟的「鄉村建設」，企圖按照儒家文化傳統，恢復已經衰敗的士紳統治，構建以知識權威為中心的鄉村秩序。這種實驗無疑有很大的局限性，又被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所左右，但其將西學資源中國化和從本國傳統出發解決農村問題的努力是有認識價值的。
50年代初，在建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過程中，對上半葉的「舊教育」採取強烈批判的態度和徹底改造的政策。在學習、移植蘇聯模式的過程中，將教育納入計劃經濟的軌道。通過取消私立學校、教會學校，實行國家包辦教育，私人和民間辦學的教育空間基本不復存在。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政治至上的年代，知識價值和分數面前的平等也不復存在。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與舊傳統的「徹底決裂」，對傳統文化的尊重之情和科學態度盪然無存。最終造成中國大陸教育中斷、文明退化的浩劫。
毛澤東對當時學校教育的批判，集中在教學方法、考試制度、師生關系等方面。對學校教育中十分普遍的滿堂灌、填鴨式、死記硬背、八股考試等刻板僵硬的教學方法十分不滿，主張課堂教學要生動活潑，講授要少而精，啟發式，減輕學生負擔，保證身體健康。毛澤東以不妥協的姿態激烈批判傳統教育的弊端，現在看來，他的一些教育主張基本是與現代教育的理念合拍的。然而，他發動的數次教育革命實踐卻存在著嚴重的錯誤。
從世紀初開始，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傳統教育一直是眾矢之的，是被批判改造的主要對象。但這一脈絡在 80年代中斷了，中國的基礎教育發生了始料不及的畸變。隨著恢復中斷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被長期壓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熱情迅速化為考試主義、學歷主義的強大動力。我們幾乎是未經選擇地回到50年代。重新恢復重點學校制度、智育至上、考試至上和升學率導向，高中階段的文理分科，層層設置的重點學校，使基礎教育被納入升學教育的狹窄軌道，置於熾烈的考試競爭的氛圍。這一現實對中國社會和民族文化素質可能產生的多種影響，值得我們去認真辨析和深刻認識。

比較而言，五六十年代學校教育中的毛病，大致是傳統陋習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的遺留和延續，是很難在短時期內被徹底克服的；而80年代以來的教育現實，與五六十年代並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以考試為中心、以升學為目的的教育，並且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可以說，這是傳統教育在當代的復活和強化。到90年代，它被恰當地命名為「應試教育」。

應試教育的嚴重後果，是背離了基礎教育提高國民素質的宗旨，賦予基礎教育所不應有的強烈的競爭性和篩選功能，用層層考試的辦法，選拔出一小批「優勝者」，從而使絕大多數學生成為教育的失敗者，打擊和挫傷他們的自尊心、進取心，乃至使他們失去學習的興趣和動機。

在熾烈的應試教育的氛圍中，出於追求升學率、增加競爭、提高考試難度的需要，致使我國中小學課程的深度、難度已成各國之最，高於發達國家一二個年級。由於脫離了多數青少年的實際認知能力，致使學生負擔過重，厭學情緒嚴重，部分學生喪失信心而失學，是中小學生輟學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4 據人民教育出版社調查，約有80% 的中學生學習理科教材有困難，中學厭學的達30% ，有的地區高達60%.5 與嚴格的考試訓練相適應，目前學校教育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義，重視培養訓練記憶、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視邏輯思維能力，而較忽視情感、態度、意志、興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視知識的傳授，而較忽視個性發展；通過嚴格而激烈的競爭保持較高的考試水準，卻不利於創造性的培養。同時，它削弱了教育的人文屬性，導致教育的人文內涵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學校教育、家庭教育重視人倫教化、道德養成的特點。

中國傳統教育在當代的復活，是發人深省和耐人尋味的。

造成80年代以來「應試教育」愈演愈烈，原因可能很多，如十年教育中斷造成供求關系的嚴重失調、中國家長望子成龍的傳統觀念、獨生子女家庭極高的教育期望等等。

值得認識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似乎喪失了對傳統教育必要的警惕。在70年代末結束「文化大革命」，恢復和重建教育之時，我們在要什麼樣的教育、什麼樣的教育是更好的這一問題上，似乎未及深入地探討，未能建立起與時代相適應的新思維。對文革和「教育革命」災難的深惡痛絕，懷舊情緒的嚴重反彈，使教育的恢復重建又回到了五六十年代。這是教育界與經濟界等其他領域很大的不同之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對封建傳統教育的批判之聲幾乎銷聲匿跡。

比較一下在不同歷史時期傳統教育的不同處境，便可理解它在80年代的復活。在本世紀上半葉，對傳統教育的改造，不僅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強烈沖擊，同時有世界范圍強勁的教育革新運動的洗禮。多元文化的新格局對舊傳統的消解、替代，活躍的民間教育組織成為當時推進新教育的主力，陶行知等一大批教育改革家身體力行的改革實踐，極大地開拓了人們的視野，更新著人們的教育主張。中國的現代教育制度基本是在那時生長和形成的。在五六十年代，對傳統教育的批判主要來自毛澤東個人的壓力。時至80年代，這兩種制衡的力量都不復存在。而教育界的主流是重建和恢復秩序，但在此過程中，並未能站在更高的歷史制高點上，引入更為現代的新的教育文化資源。於是在毛澤東時代曾經屢受批判、沖擊的那些弊端逐漸暢行無阻，加之70年代末全民族被壓抑已久的教育熱情突然釋放和巨大的升學壓力，傳統教育於是得以復活，並釀成「應試教育」之大觀。

『叄』 老式教學與新式教學的區別

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的精華，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孔子懷抱「人皆可以為聖賢」的道德理想，開創了有教無類的平民教育的先河。由此，全民族極其高漲的教育熱情，尊師重教、興學辦學、對子女較高的教育期望等等，形成儒教社會的一種特質和精神面貌。
與這一教育理想相連的制度安排，是著名的科舉制。結構精巧的科舉制，既是考試制度和學位制度，又是文官制度，這種「學而優則仕」的精英選拔機制，開辟了一個平等競爭、向上流動的社會通道，從而保持了封建社會的長期穩定。科舉制所奠定的依照教育程度來選拔官員的制度，是一種十分先進的文官制度，它最具有認識價值的特殊之處，是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確立知識優先的准則，根據人的教育程度、學習水平來劃分人的社會地位，分配社會資源，從而奠定了一種知識社會、學歷社會的雛形——所謂的「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體現的都是對教育、知識的重要性排序。
有人曾指出過中國傳統文化的兩重性——寫在典籍上的與在實際生活中流通的往往有極大距離。在教學過程和教育方法層面，我們有許多膾炙人口、傳誦至今的警句名言，如「循循善誘」、「溫故知新」、「教學相長」、 「因材施教」、啟發式（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等等，但這些似乎主要是先賢的楷模和理想。在千年來的教育現實中，封建時代的教育作為「傳統教育」的基本表現是師道尊嚴、注入式、滿堂灌、死記硬背、考試至上等等。進入20世紀，尤其是五四以來，思想文化的變革異常迅猛。作為五四文化的主流，主張向西方學習的自由知識分子引進了歐美國家的意識形態，用以對抗和更新中國的傳統文化。它在中國的傳播，以科學和民主為主要價值。五四新文化對於反對舊的教育、文學、文化傳統有摧枯拉朽之功。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魯迅等五四知識分子，無不強烈抨擊舊教育，主張「打倒孔家店」，這種今天看來十分激進的態度，在當時無疑是具有歷史合理性的。
在新教育的現實中，西學之用則有漸成新學之體之勢。這或許是解釋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在現代中國得以興盛的一個特殊的文化背景。

在教育的普及性方面，比舊式教育更為昂貴的新式教育，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難。由於新式學校和好學校多在城市，而在廣大的農村，正在進行的仍然是私塾教育，城鄉之間受教育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在教育的實用性方面，不少接受新式教育的才子仍熱衷於舞文弄墨，學校教育的內在精神、價值仍未更新，它被面向民眾的教育家陶行知激烈抨擊為是培養小姐、少爺、「高級廢物」的教育。
對於五四以後傳統教育的實際命運，也許不能只以思想家最激烈的言論來判斷。比較而言，那更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存在著多種文化發展的空間。正如識者所言，一方面，最激烈的反對傳統者都有深厚的國學根底和與傳統文化的感情聯系；另一方面，被歸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梁漱溟等人也都是主張變革舊傳統的，視科學和民主是中國必須接受的好東西，只不過他們覺得這種改變應適應中國的現狀和中國文化的形態，認為西方化並非文化的唯一模式。梁漱溟的「鄉村建設」，企圖按照儒家文化傳統，恢復已經衰敗的士紳統治，構建以知識權威為中心的鄉村秩序。這種實驗無疑有很大的局限性，又被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所左右，但其將西學資源中國化和從本國傳統出發解決農村問題的努力是有認識價值的。
50年代初，在建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過程中，對上半葉的「舊教育」採取強烈批判的態度和徹底改造的政策。在學習、移植蘇聯模式的過程中，將教育納入計劃經濟的軌道。通過取消私立學校、教會學校，實行國家包辦教育，私人和民間辦學的教育空間基本不復存在。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政治至上的年代，知識價值和分數面前的平等也不復存在。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與舊傳統的「徹底決裂」，對傳統文化的尊重之情和科學態度盪然無存。最終造成中國大陸教育中斷、文明退化的浩劫。
毛澤東對當時學校教育的批判，集中在教學方法、考試制度、師生關系等方面。對學校教育中十分普遍的滿堂灌、填鴨式、死記硬背、八股考試等刻板僵硬的教學方法十分不滿，主張課堂教學要生動活潑，講授要少而精，啟發式，減輕學生負擔，保證身體健康。毛澤東以不妥協的姿態激烈批判傳統教育的弊端，現在看來，他的一些教育主張基本是與現代教育的理念合拍的。然而，他發動的數次教育革命實踐卻存在著嚴重的錯誤。
從世紀初開始，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傳統教育一直是眾矢之的，是被批判改造的主要對象。但這一脈絡在 80年代中斷了，中國的基礎教育發生了始料不及的畸變。隨著恢復中斷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被長期壓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熱情迅速化為考試主義、學歷主義的強大動力。我們幾乎是未經選擇地回到50年代。重新恢復重點學校制度、智育至上、考試至上和升學率導向，高中階段的文理分科，層層設置的重點學校，使基礎教育被納入升學教育的狹窄軌道，置於熾烈的考試競爭的氛圍。這一現實對中國社會和民族文化素質可能產生的多種影響，值得我們去認真辨析和深刻認識。

比較而言，五六十年代學校教育中的毛病，大致是傳統陋習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的遺留和延續，是很難在短時期內被徹底克服的；而80年代以來的教育現實，與五六十年代並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以考試為中心、以升學為目的的教育，並且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可以說，這是傳統教育在當代的復活和強化。到90年代，它被恰當地命名為「應試教育」。

應試教育的嚴重後果，是背離了基礎教育提高國民素質的宗旨，賦予基礎教育所不應有的強烈的競爭性和篩選功能，用層層考試的辦法，選拔出一小批「優勝者」，從而使絕大多數學生成為教育的失敗者，打擊和挫傷他們的自尊心、進取心，乃至使他們失去學習的興趣和動機。

在熾烈的應試教育的氛圍中，出於追求升學率、增加競爭、提高考試難度的需要，致使我國中小學課程的深度、難度已成各國之最，高於發達國家一二個年級。由於脫離了多數青少年的實際認知能力，致使學生負擔過重，厭學情緒嚴重，部分學生喪失信心而失學，是中小學生輟學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4 據人民教育出版社調查，約有80% 的中學生學習理科教材有困難，中學厭學的達30% ，有的地區高達60%.5 與嚴格的考試訓練相適應，目前學校教育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義，重視培養訓練記憶、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視邏輯思維能力，而較忽視情感、態度、意志、興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視知識的傳授，而較忽視個性發展；通過嚴格而激烈的競爭保持較高的考試水準，卻不利於創造性的培養。同時，它削弱了教育的人文屬性，導致教育的人文內涵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學校教育、家庭教育重視人倫教化、道德養成的特點。

中國傳統教育在當代的復活，是發人深省和耐人尋味的。

造成80年代以來「應試教育」愈演愈烈，原因可能很多，如十年教育中斷造成供求關系的嚴重失調、中國家長望子成龍的傳統觀念、獨生子女家庭極高的教育期望等等。

值得認識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似乎喪失了對傳統教育必要的警惕。在70年代末結束「文化大革命」，恢復和重建教育之時，我們在要什麼樣的教育、什麼樣的教育是更好的這一問題上，似乎未及深入地探討，未能建立起與時代相適應的新思維。對文革和「教育革命」災難的深惡痛絕，懷舊情緒的嚴重反彈，使教育的恢復重建又回到了五六十年代。這是教育界與經濟界等其他領域很大的不同之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對封建傳統教育的批判之聲幾乎銷聲匿跡。

比較一下在不同歷史時期傳統教育的不同處境，便可理解它在80年代的復活。在本世紀上半葉，對傳統教育的改造，不僅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強烈沖擊，同時有世界范圍強勁的教育革新運動的洗禮。多元文化的新格局對舊傳統的消解、替代，活躍的民間教育組織成為當時推進新教育的主力，陶行知等一大批教育改革家身體力行的改革實踐，極大地開拓了人們的視野，更新著人們的教育主張。中國的現代教育制度基本是在那時生長和形成的。在五六十年代，對傳統教育的批判主要來自毛澤東個人的壓力。時至80年代，這兩種制衡的力量都不復存在。而教育界的主流是重建和恢復秩序，但在此過程中，並未能站在更高的歷史制高點上，引入更為現代的新的教育文化資源。於是在毛澤東時代曾經屢受批判、沖擊的那些弊端逐漸暢行無阻，加之70年代末全民族被壓抑已久的教育熱情突然釋放和巨大的升學壓力，傳統教育於是得以復活，並釀成「應試教育」之大觀。

『肆』 當代小學生有什麼新的教育問題

1、思想不端正（例如早戀、一些學生還會打群架或者情架等）；2、不尊敬老師版（例如給老師起外號、權和老師吵架、或和老師打架等）；3、容易叛逆（不聽從父母或老師的話）；4、和大人或同學學壞（例如抽煙、喝酒、收小弟、小妹、收保護費、和比自己小一點的的同學要錢等）；5、待發現。

『伍』 小學生對新教育的感悟

1、處在社交圈中是一種煩惱，而超脫出來簡直是一場悲劇。
2、厭倦，就是一個人吃完盤子里的食物後對盤子的感情。
3、參加追悼會的程序常常是，先受一次深刻的人生教育，然後大家一起抽煙喝酒打牌。
4、知識是一種使求知者吃得越多越覺得餓的糧食。
5、愛情是會沉底的，在平淡的日子裡，最重要的是經常輕輕晃一晃盛裝愛情的「水杯」。
6、戰爭：用舌頭解不開就用牙齒咬吧！
7、憎恨別人就像為了逮住一隻耗子而不惜燒毀你自己的房子。但耗子不一定逮到了
8、每個人的一生都有許多夢想，但如果其中一個不斷攪擾著你，剩下的就僅僅是行動了。
9、世上只有想不通的人，沒有走不通的路。

『陸』 小學數學的新教育理念是什麼

先學後教

『柒』 中國近代的新式教育和舊時教育有什麼不同

摘 要：中國近代新學制的建立是與新式學堂的興起及學習西方教育相伴隨的。在學習西方教育的基礎上才有新式學堂的興起，有新式學堂的出現才有近代新學制的誕生，最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建立起近代第一個真正實施的新學制。所以，中國近代新式學堂興起以及與其相伴隨的新學制的產生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
關鍵詞：新式學堂；新學制；西方教育
中國近代新學制的產生並非歷史發展的偶然產物。陶行知在《中國建設新學制的歷史》一文中指出：「一切制度都是時勢的產物。學校制度亦不違反這原則。時勢如此，學制不得不如此；時勢如彼，學制不得不如彼。時勢變遷，那應時勢需求而來的學制亦不得不變遷。」 近代中國新學制的構建是與新式學堂的興起及學習西方教育相伴隨的。
一、新式學堂的興起和發展是學習西方教育的結果
（一）在中西的強烈對比中學習西方的必要性
1840年爆發了鴉片戰爭，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大炮和兵艦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將中國捲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擴張浪潮中。正如馬克思所言：「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 這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一種特殊形式的接觸。封建主義制度的落後、腐朽與資本主義的先進、文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在經濟、政治、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鴉片戰爭時，中國是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進行工業革命；中國仍是封建專制政治統治，而西方已進入資本主義200餘年；中國在科學技術上盡管出現過古代的四大發明，但是到了近代科學技術卻大大落伍了；而文藝復興後，西方國家科學技術非常發達，出現了許多重大的發明和先進成果：主要有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笛卡爾的幾何學、達爾文的進化論等；在中國封建儒家思想束縛人們頭腦的時候，西方的個性解放、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已經廣為傳播並付諸實踐。因此，鴉片戰爭時的中國社會仍處於封建、保守、封閉、落後狀態，而西方社會則先進、開放、發達。根據我國著名學者任繼愈教授提出的文化發展勢差理論，不同文化接觸後，高層次的、先進的文化必然影響低層次的、落後的文化。這種現象如水之趨下，不可逆轉，所以稱之為「文化勢差」。 這種差距和不平衡的態勢決定了先進的技術和文化必然向落後地區流動。在中國近代，這種流動的方式是用戰爭強行打開國門，西學在大炮的轟擊下輸入中國。從此，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政治、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領土、主權遭到破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資本主義經濟的沖擊，不僅有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還有日益尖銳的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中國作為落後地區，要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完成近代化教育的歷程，就必須向西方先進國家和地區學習。
（二）清末中國傳統學校教育的腐朽衰落
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和經濟已是千瘡百孔，傳統教育危機四伏。
1．科舉考試弊病叢生。首先表現在學校成了科舉考試的附庸，科舉考什麼，學校就教什麼；科舉怎樣考，學校也就怎樣教。科舉考試的內容空疏，形式專制，考場作弊現象嚴重。「答策隨題敷衍，無所發明，實不足以得人」；「詞賦只尚浮華，而全無實用」， 八股文的結構束縛了士子的思想。科舉制度舞弊成風，冒名頂替屢禁不絕，加上八股取士，致使不學無術之徒充斥晚清士林。
2．學校名存實亡。清末的封建學校教育制度，無論官學還是私學，盡管形式很完備，但由於官場腐敗，科舉舞弊，學風陳腐，這些學校變得有名無實。教育內容空疏無用，教學活動也無法進行。如最高學府國子監，也無嚴格的管理制度，學堂混亂，學生入監讀書，不過是為了取得一個進身做官的資格，毫無讀書求學的渴望，他們常是口銜煙袋，手捧茶杯，東游西盪。學校已是案位空閑，書聲無聞，取消了「坐監」制，允許學生在宿舍自學，只要在初一、十五來監聽兩次課即可，教官多是衰老庸劣，濫竽充數之輩。學校只具虛名，而不能發揮實際效用。在民族危機的重要時刻，封建舊的學校教育不能適應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培養不出具有真才實學的人。
3．士風學風衰敗不堪。清政府對外實行閉關鎖國，對內大興文字獄，採取高壓政策進行思想鉗制；知識分子長期鑽在故紙堆里，孤陋寡聞，不思進取，逃避政治，研究與現實毫無關系的義理、考據、辭章之學，形成了許多以考證為主要特徵的學術流派；民族精神空虛乏力，思想界呈現出一片冷落沉寂的景象。社會上形成了「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的不正學風，這樣的學術氛圍是不可能造就有真才實學的人才的。
（三）學習西方建立新式學堂
晚清腐朽的學校教育制度已經衰敗，培養的人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打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以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一部分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西方列強的船堅利炮，於是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為代表的清政府官員，親身感受到西方列強的先進和強大，他們認為，西方列強「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因此，只有學習西方國家的長技，才能制服洋人。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國人大量湧入中國通商口岸，中外交流日益頻繁，使得清政府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急需大量新式洋務人才，而舊的封建教育又不可能培養出這種新式的、近代化的人才。因此，人才問題非常突出，要求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和教育、改革封建教育制度的呼聲日益高漲。再加上洋務運動期間開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急需大量的近代科學技術、軍事技術、外交等方面的人才。但是在洋務運動初期,國內具有近代科學技術知識的人才非常短缺，即使是早期教會學校的畢業生也不能滿足人才之需。因此，洋務人才的缺乏成為制約洋務運動進一步發展的最大障礙。面對人才壓力,洋務派只好採取創辦新式學堂的方式，培養系統學習西方自然科學及近代科學技術的人才。從1862年開辦第一所近代新式學堂京師同文館開始，到1900年創辦江蘇武備學堂為止,30年時間里洋務派共創辦了近40所新式學堂。這些新式學堂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外國語學堂，主要有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新疆俄文館、湖北自強學堂等；第二類是工業技術學堂,主要有福州船政學堂、江南製造總局附設的工藝學堂、廣東實學館、福州電報學堂、天津電報學堂、上海電報學堂等；第三類是軍事學堂，主要有南京陸軍學堂、天津水師學堂等。在這些近代新式學堂中，教育內容已涉及到國內舊式學校沒有的近代自然科學與技術方面的知識。
二、近代中國新式學堂的創辦過程
在中國近代教育發展中出現了「本末倒置」，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特有的現象。中國近代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不僅與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制度不同，而且與中國周邊國家（如日本）的情況也有差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是先發展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再發展專門教育、高等教育，而中國近代的新式教育是以語言學堂的創辦為開端，接著是軍事技術學堂、各類實業學堂，然後再回過頭來發展初等教育、高等教育。這種「本末倒置」現象體現了近代中國人在一次次戰爭失利下的被動性和急於求成的心態。
從1862年6月11日創辦的京師同文館開始到1905年清政府「立停科舉以廣學校」為止，中國近代新式學堂的開辦走過了44年的漫長歲月，經歷了洋務學堂、維新學堂和新政學堂的開辦三個歷史發展時期，與此同時，科舉制度也最終被近代教育制度所取代而退出歷史舞台。
洋務教育是近代中國官辦教育的開端，兩次鴉片戰爭失敗後，在內憂外患中產生的洋務派，為挽救民族危亡，應付日益頻繁的外交事物，以及在創辦洋務事業過程中對於各種新式人才的需求，深刻認識到：「自強之道，以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學堂為先」， 因此洋務派創辦了一系列新式學堂。從1862年洋務派創辦京師同文館到1890年最後創辦江蘇武備學堂為止，幾十年間洋務運動共創辦新式學堂近四十所。主要涉及外語學堂和軍事技術學堂兩大類型，其中京師同文館和福州船政學堂是清末洋務運動中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兩所新式學堂，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洋務學堂的產生，適應了「西學東漸」這一主流趨勢，所開設的教育內容主要有外國語、自然科學和實用科學等「西學」課程，成為和封建教育區別的重要標志。洋務學堂為近代中國培養了第一批翻譯人才、外交人才、海軍人才和科技人才，從而大大促進了中國教育近代化進程。
如果說洋務派創辦的新式學堂停留在學習西方長技的器物層面的話，那麼維新派建立的新式學堂則深入到制度層面。維新派認為，中國衰弱的根本原因在於教育不良，學術落後，所以，變法的根本在於培育人才；人才的興旺，在於開辦學校。主張將教育改革作為變法之本，因而積極倡導新學，當時維新派創辦了許多新式學堂,尤以康有為創辦的萬木草堂和譚嗣同、黃遵憲等主辦的時務學堂影響最大。還有盛宣懷創辦的北洋西學堂和南洋公學以及梁啟超等人倡議的經正女學，可謂是領風氣之先。其他類型的有通藝學堂、瀏陽算學館、紹興中西學堂等，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培養了許多新式人才。此外，在百日維新期間，規定將書院改為兼習中西學的新式學堂,省會辦的書院為高等學堂,府城辦的書院為中等學堂,縣城辦的書院為小學堂，地方自行捐資辦理的社學、義學等也要一律中西學兼學，將民間祠廟不在祠典者也改為學堂，明令設立京師大學堂。這些新式學堂的設立對新政期間新式學堂涌現起了效應作用。
新式學堂的大量涌現出現在清末新政時期。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頒布興學詔書，下令全國各地書院分別改為大中小學堂，指出「人才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學術……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 各地紛紛響應清廷的興學詔書，新式學堂在新政時期如雨後春筍般獲得大發展。據統計，1903年，有新式學堂769所，1904年猛增至4476所，1905年達8277所， 其發展速度之快，令人難以想像。從中可以看出，此時的新式學堂逐漸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主體，從而促進了中國教育近代化的實際進程。
三、近代中國建立新學制的理論基礎
洋務教育是近代教育的開端，在許多方面給中國封建傳統教育注入了新鮮血液。但是，對學制的建立則無所建樹，30幾所新式學堂是洋務官員們各自為政建立起來的，缺乏全國性的整體規劃和學制系統。洋務學堂屬於中等教育性質的新式學堂，向下沒有初等教育與之銜接，向上沒有高等教育機構進行研修。然而，實踐上的徘徊不前並沒有阻擋理論先行，國人在學制的出台上經歷了一個學習和探索的過程，並逐步構建起中國自己的新學制理論體系。
第一，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提出了關於建立新學制的建議。1860年他到太平天國都城天京訪問時，與太平天國後期領導人洪仁玕討論了太平天國事業的方案，提出了七條教育改革的建議，其中的四項與建立新學制有關，如「為民眾建立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並以聖經為教科書之一。」 這一思想已和資本主義的學校制度大體上類似。
第二，隨著中國對西方教育的逐漸加深，一些人懷著羨慕的心情把西方的學制展現在國人面前。中國第一個出訪歐洲的官員斌椿，在同治五年（1866年）的《職方外記》中介紹「歐羅巴諸國」廣設學校的情況: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鄉、一邑有小學。兒童自七八歲入小學，學成後優者進入中學，中學學成又優者進入大學。同治十二年（1873），李善蘭在《泰西學校論略序》中對德國學制進行了介紹，將德國學校制度歸結為「其國之制，無地無學，無事非學，無人不學」.此外，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志》中，薛福成在《出使四國日記》中均介紹了日、歐諸國三級設學的制度。
隨著西學的傳入，一些西方傳教士如花之安、林樂知、李提摩太等也紛紛著書，介紹西方的學校教育制度，對當時的學制宣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清末教育改革啟發很大。
第三，構建新學制的輪廓。隨著西方學制的宣介，國人開始構想中國自己的學制，建構了一系列新學制輪廓。鄭觀應在1884年的《盛世危言》中建議「仿照泰西程式，稍加變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三年則拔其尤者，由小學而升中學，又三年拔其尤者，由中學而升大學。」 初步勾畫出設立三級學校的中國學制的藍圖。光緒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在《請推廣學校折》中上奏：「自京師以及各省府縣皆設學堂」 ，不僅建議進一步推廣新式學堂，還對課程設置做了詳細的計劃，使中國式的學制構想進一步系統化。
第四，隨著維新運動的日益推進，康有為、梁啟超等順應當時對教育界普遍要求效法西方建立近代中國學制的呼聲，並力圖扛起大旗，領導這場學制變革。1898年在變法期間，梁啟超參考日本和西方學制，依據本國情況擬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為我國近代學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康有為還具體提出了成立學部這樣的教育行政機構。在「百日維新」中部分實施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學制體系和方案，如「廣設學堂，提倡西學」等。但「戊戌政變」使「維新變法」百日而終，也使新學制魂斷十九世紀。
四、近代中國新學制的誕生
在國人構想建立新學制的過程中，教育刊物《教育世界》對日本近代學制也作了介紹和評述；同時，清政府也派官員對一些國家的教育制度進行了實地考察。這些都為建立新學製作了必要的准備。
1901年在民族危機的壓力下，清政府實行「新政」，頒布「興學詔書」，把全國各地的書院均改為學堂的舉措大大推進了近代新式學堂的發展。因此，新式學堂的發展，特別是小、中、大三級學堂系統的形成，呼喚近代學制出台，客觀上要求建立一個統一的學制體系便提上日程。
1902 年8 月15 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學大臣張百熙擬訂的《欽定學堂章程》。這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部較完整的學制，也是我國第一個由政府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學制系統，但因故未能實行。
1904年1月13日由張百熙、張之洞、榮慶重新擬訂了一個《奏定學堂章程》，並公布實施。它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完整的學制系統文件，因這一年為舊歷癸卯年，故又稱「癸卯學制」。該學制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以尊孔讀經為宗旨，內容比壬寅學制更詳備。「癸卯學制」的體系分為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和師范教育三大系統。整個修業年限長達26年，即使不將通儒院5年計算在內，修業年限也長達21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一個學制。
「癸卯學制」的制定和實施，不僅為中國新型學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而且也促進了各級各類新式學堂的發展。據統計，到1909年，全國已有小學堂51678所，中學堂460所，高等學堂127所，師范學堂514所，各種實業學堂254所。 所以，「癸卯學制」是近代以來學習西方教育的系統性成果，也是近代中國教育改革的承前啟後之作，在中國教育近代化發展中具有標志性意義

『捌』 新式教育與舊式教育的主要區別

第一，從目的來看

那麼學校的教育是增進我的知識和版技能，尤其是以知識為主。那麼培訓是提升權組織的績效以及團隊的競爭力。

第二，從時間上來看

學校的教育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比如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那都是以年為單位的。那麼培訓三天都算長的。

第三，從內容上看

公開課、企業的內訓都需要配合工作的需要，而且是基於工作的需要為出發點去做的這個事情，它一定是著重於實踐。那麼我們在學校都是基於基礎知識的一個教育，這個也是它很大的一個區別。

第四，從學員方面看

培訓的學員的差異是非常大的，而學校的人員這些同學、學生是共性的。當然也有像大學來自於不同的地區，但是他的年齡段、思想基本上是比較一致的。而培訓的話，從剛參加工作的新學生到五六十多歲的老頭都有，培訓過程中都是會在同一個課堂上出現的。

『玖』 近代新式教育形成過程反應的問題是

教育革新與今日教改

在東北近現代教育史上，較為突出的兩次教育變革是清朝的教育革新與民國初年的教育變革。這兩次教育變革雖然都以失敗而告終，但對東北教育卻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為我國今日教育改革或多或少地提供了正面經驗與反面教訓。

清朝，教育的革新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洋務運動時期的教育變革，另一是維新變法時期的教育變革。其中，維新變法時期的教育變革對東北教育的影響要比洋務運動時期的教育變革給予東北的影響程度強一些。維新變法時期，東北雖然對教育變革的各項條令未能落實，但由於在此前後東北各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普遍成長，要求與之發展相適應的教改呼聲也日漸增強。私學在該時期發展迅速，有識之士把教育事業的發展當做「人才盛」、「國勢強」之關鍵。但該時期東北官學的變化不大，學校的面目依舊，尤其是旗學已基本陷於癱瘓狀態，不僅喪失了昔日尚武之風氣，而且對今後新教育變革之要詣－－「興新學」置若惘聞，呈現出棄舊拒新的局面。該時期，東北地區對科舉教育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這不失為一大進步。

民國初年，教改的有關法令，內容豐富，措施也較為切合當時實際。具體做了五大方面的變革，即對教育目的、教育方針、學校教育制度、師資隊伍建設、教育經費等諸方面進行了全面改革。其中在教育方針中對師范教育進行了特別強調，給予了足夠重視。在師資問題上，突出地強調了對教師素質的要求以及提高教師的待遇等。教育目的則不夠明確，但集中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要求，突出強調個性發展及適應社會需要的人。而三次學制改革，都本著適應國情，適應民生及謀求個性發展的原則，教育經費未做太大改革，基本沿用清末做法。總的看來，民初的教育變革，無疑是具有一定進步性的。該次教改對東北的教育也產生了積極影響，使東北的教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尤其是引起了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的變化。

清朝和民國初年的教育革新，為今日教育改革提供了如下經驗與教訓：首先，教育變革必須適應社會與民族的需要，不能脫離本國國情，這是民國初年教改的經驗。今日我們的教改也要借鑒這一經驗。其次，教育變革必須是吐舊納新，對於落後的東西要剔除，對於進步的東西要吸收，不能象維新變法階段東北的教改那樣，既未吸收進步的內容，又未拋棄腐朽的內容，反倒丟掉了舊教育中積極可取的成分。第三，師范教育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師資隊伍素質的提高、教師待遇的改善也是今日教改應予以重視的問題。第四，教育方法、教育內容的變革是歷次教改必須著眼的問題。第五，教育制度也是教改應該認真斟酌的問題。只有客觀地借鑒前人教改經驗、吸取其教訓，才能搞好我們今日的教改。

三、東北解放區教育經驗總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歷時8年的抗日戰爭宣告結束，同年8月，中共中央便著手建立東北解放區，在恢復主權，建立行政機構、開展解放區生產建設運動的同時，東北解放區的教育工作也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經過4年的時間，直到建國前，解放區的教育經歷了由思想改造階段到新型正規化教育階段的發展。歸納這一時期教育的經驗，大體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重視黨對教育的領導。從思想改造階段起，東北解放區的教育方針就由共產黨確定。每一次教育會議都在黨的領導下召開，這樣便確保了教育工作沿著正確方向發展，並且，確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做為解放區教育的指導思想，時至今日，我們各地區的教育、各層次的教育仍然堅持黨的領導這一革命經驗。

第二，重視對知識分子的培養、團結與教育，強調師資隊伍建設。在東北解放區建立之初，我黨就強調對知識分子的培養，認識到了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並且十分注重師資隊伍的建設，提倡建立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形成了尊師愛生的良好風氣。

第三，在教育工作的側重點上，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解放戰爭時期，出於特殊的歷史條件的需要，強調重視幹部教育，提出了「幹部教育第一，國民教育第二」的方針。這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獨特經驗。

第四，注重初等教育的發展，提倡社會教育。在思想改造教育階段，就提出要大力發展小學教育，同時要興辦社會教育，到了新型正規化教育階段，才開始發展中等教育、師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成人教育也有了大幅度的發展。

第五，提出了科學的教育原則和教育方法。東北解放區的教育原則可以概括為「三結合」的原則。即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教育方法上，則反對「填鴨式的、注入式的、強迫的、空洞的方式。而代之以啟發的、討論的、研究的、實驗的方法，以發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

總而言之，東北解放區四年的教育經驗是十分豐富的，它的許多方面成為建國後我國教育始終借鑒的內容，對東北的教育更是產生了許多直接影響。

總的看來，今天我們對中國東北近現代教育的歷史進行回顧與反思，能夠汲取許多歷史經驗與教訓，對我們特別是對東北今日的教育理論研究及教育實踐的進步均有重大的現實價值及偉大的歷史意義。

〔責任編輯 王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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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現代化變革的深入，亟求大批新式人才，而這些人才又是傳統教育體制所無法培養出來的。自洋務運動以來的早期現代化運動因而無一例外地試圖變革教育傳統，瓦解舊的教育制度。清末新政挾時勢之力，終於在教育變革上取得決定性的突破。

最初的突破是科舉制——隋唐以來沿襲一千多年的教育制度。光緒二十八年，清政府下令廢除八股。3年後，又頒布上諭：「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舉考試亦即停止。」[20]

科會制的廢除如同科舉制的產生一樣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羅茲曼評價其「現實的和象徵性的意義」說：「科舉制度的改革代表著中國已與過去一刀兩斷，這大致相當於1861年沙俄廢奴和1868年明治維新後不久的廢藩。」[21]盡管羅茲曼的說法未必准確和妥切，但他從科舉制的廢除中看到新政時期的深刻和社會變動而不僅僅是教育制度的變化，卻是令人贊嘆的眼力。

與廢八股、罷科舉相同時，創辦新式學堂與「派士人出洋游學」的活動也以相當規模展開。據學部統計，光緒三十年，學堂總數4222所，學生總數92169人。4年後，學堂總數增長為52348所，學生總數擴展到1560270名，其發展速度相當驚人。同樣的情形也表現在出洋留學上。由於清政府以積極姿態推動官費與自費留學，同時對學成回國經過考核的留學生分別賜給進士、舉人、貢生等項出身，予以任用，留學海外一時蔚為熱潮。和洋務時期留學歐美的方向不同，新政時期留學的主要方向是日本。光緒二十七年底，留學日本的學生尚只有280名，到光緒三十年底，留日學生數大約有8000至10000人。

清末新政的教育變革，還產生了中國最早的學制《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制」）和《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它們以日本為模式，規定學堂正規教育分為初、中、高三級。高等學堂之上還有分科大學及最高一級的通儒院。從高小畢業到大學畢業分別授予附生、貢生、舉人、進士的功名。中國現代教育因此而奠定了第一塊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