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四年級作文韓城史記

⑴ 司馬遷的史記

司馬遷（約前145—前90年），西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字子長，夏陽（今版陝西省韓城西南）權人。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於公元前90年，55歲終。
其父司馬談是漢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書、編寫史料，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歷法的官職）。
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誦古文」即讀古文書傳。
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
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
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西南各地。
元封八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歷法及皇家圖籍，博覽皇家珍藏的大量圖書、檔案和文獻。
太初元年（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歷》，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歷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
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
出獄後任中書令（掌管皇家機要文件），繼續發憤著書，公元前91年終於完成《史記》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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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司馬遷的《史記》

司馬遷，西漢《史學家 》、《文學家 》。歷盡艱辛撰寫成《史記》。

⑷ 司馬遷與《史記》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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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司馬遷與《史記》
西漢王朝到武帝時期臻於鼎盛，文學創作也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在政論散 文和辭賦得到長足發展的同時，歷史散文也出現了里程碑式的傑作，這就是由司 馬遷撰寫的《史記》。《史記》代表了古代歷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魯迅稱它是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史記》是西漢散文由前 期向後期轉變時出現的，其風格兼有前期的氣勢磅礴、感情激切和後期深廣宏富、 醇厚典雅的特點；其內容既有前期歷史反思的余緒，又有後期溝通天地人的嘗試。 司馬遷是漢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 以及揮灑自如的神來之筆，令後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載之下依然可以想見其雄風。
第一節 司馬遷與《史記》的成書

家鄉景觀與童年生活 家學淵源與轉益多師 博覽群書與漫遊交往 從立言 不朽到發憤著書

司馬遷（前145－？），字子長，生於夏陽龍門（今陝西韓城）。那裡南 臨黃河，北面50里是著名的龍門山。長河名山，氣勢雄渾，同時又有豐富的歷 史文化底蘊。相傳大禹曾在龍門鑿山治水。韓城古稱少梁，春秋時先屬秦，後屬 晉，戰國屬魏，後又入於秦，屢為秦晉、秦魏戰地，不少著名的戰役都發生在那 里。司馬遷的童年是在家鄉度過的，他「耕牧河山之陽」（《史記·太史公自序》 ），與農夫牧童為伴，在飽覽故鄉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相關的歷 史傳說和故事，鄉土文化培育了司馬遷的豪邁靈秀之氣。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奮的學 者。司馬談多方求教，「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 （《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天文學家，漢武帝初年曾被詔測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 距離，後來又和司馬遷等人一道制定太初歷。楊何是《易》學家，元光元年（前 134）曾被朝廷徵聘，官至中大夫。黃子，又稱黃生，司馬談向他學習的是道 論，亦即當時流行的黃老之學。司馬談知識廣博，他身為太史令，但對諸子百家 學說有深入系統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錄了他的《論六家要指》一文，文中 分析了先秦到漢初六個主要學術流派的得失，精闢深刻，切中肯綮。司馬談在學 術觀點上的兼容並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傾向，對司馬遷有直接影響。

司馬遷在史官家庭中長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 據《太史公自序》的陳述：「年十歲則誦古文」，從10歲開始誦讀用籀文寫就 的文獻。漢代通行的是隸書，籀文是先秦古文字，當時已不易讀懂，司馬遷從小 就打下了堅實的古文基礎。他還轉益多師，向儒學大師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 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後來擔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閱 由國家收藏的各種文獻資料。從《史記》提供的線索來看，司馬遷閱讀的范圍是 非常廣泛的，上至古老的有關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漢盛世司馬相如等人的辭賦， 他都有涉獵。至於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際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 文檔案，都是他的閱讀對象。司馬遷對於上述文獻不是浮光掠影式地瀏覽，而是 認真地鑒別真偽，比較同異。比如，對於九州山川的記載，他認為《尚書·禹貢》 是可靠的，而《山海經》等書則不可信。司馬遷讀過魯恭王壞孔子宅所發現的古 文，認為其中關於孔子弟子的記載基本合乎事實。司馬遷還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中 主動和古人溝通，讀其書，識其人，做到知人論世。他不止一次地廢書而嘆，並 且產生了為書的作者立傳的沖動。

司馬遷在20歲時有過漫遊的經歷，到過東南一帶許多地方。在會稽（今浙 江紹興）探訪大禹的遺址，在長沙水濱憑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許由的墳墓，在楚 地參觀春申君的宮殿。在劉邦發跡的豐沛之地，司馬遷參觀蕭何、曹參、樊噲、 夏侯嬰等人故居，聽故老講述楚漢相爭時這些開國功臣的軼聞逸事。在漫遊過程 中，司馬遷流露出對傳統文化極其深厚的感情。「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 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雲。」（《孔子世家》）「余適長沙， 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淚，想見其為人。」（《屈原賈生列傳》）司馬遷有 很強的好奇心，喜歡對歷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覽韓信故里時，他聽當地人講，韓 信年輕時就胸懷大志，盡管家境貧寒，仍然把故去的母親安葬在高敞地。司馬遷 實地考察了韓信母親的墓地，那裡果然地勢開闊，旁可置萬家，證實了傳說的可 信。在戰國時魏國的首都大梁（今河南開封），他打聽到所謂的夷門就是城東門， 魏公子信陵君枉駕屈尊所請的侯嬴，曾經當過夷門監，即城東門的守護人。長途 漫遊使司馬遷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風習俗的差異，加深了對某些歷史記載的理解。 置身齊地領略到民性闊達，有大國之風。過薛地所見多暴桀子弟，而鄒魯多搢紳 之士，兩者大相徑庭。司馬遷入仕之後，曾出使西南，遠到昆明。又侍從武帝東 達於碣石，見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肅平涼），搜集黃帝的傳說；到過北部 邊塞，登上了秦時所築的長城；還參加了武帝帶領群臣負薪塞河的活動。司馬遷 在廣闊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視野，為《史記》的寫作搜 集了許多新鮮的材料，他在游覽過程中的真切體驗和親身感受後來也一道寫入書 中。

司馬遷在漫遊和在朝廷任職期間，有機會接觸到各個階層的人物，從他們那 里得到許多歷史知識。周霸向他講述過項羽的傳說，公孫秀功向他講述過荊軻刺 秦王的具體情節，朱建之子和他評議過陸賈其人，至於衛青不肯招賢薦士的情況， 則是蘇武之父蘇建向他介紹的。除此之外，樊噲之孫樊他廣向他談起過漢初幾位 開國功臣發跡的故事，賈誼之孫賈嘉和司馬遷有書信來往，馮唐的兒子馮遂和司 馬遷是至交。司馬遷還親眼見過名將李廣、大俠郭解，並和李廣之孫李陵同在朝 廷任職。上述交遊進一步豐富了《史記》的材料來源，加深了對某些歷史人物的 印象和理解，從而使入傳的人物維妙維肖，富有生活氣息。

司馬遷的父親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為自己神聖的使命，可惜壯志未酬而 與世長辭。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前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司馬談因病 滯留洛陽，無法參加。這時，剛剛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馬遷匆匆趕到洛陽，接受了 父親的臨終囑托。司馬談固然對於無緣參加封禪大典而無比遺憾，更使他報恨終 生的還是未能完成修訂史書一事。於是，他把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勉勵他完成 自己未竟的事業。他拉著司馬遷的手泣不成聲，殷切地說道：「余死，汝必為太 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俯首流涕，向父親表示：「小子不敏， 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在與父親生死訣別 之際接受了修史的囑托，修史的決心從此下定。三年後，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太 初元年（前104），他在參與制定太初歷以後，就開始了《太史公書》亦即後 來稱為《史記》的寫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漢三年（前98），李陵戰敗投降 匈奴，司馬遷因向漢武帝解釋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獄，並處以宮刑，在形體和精神 上給他造成極大的創傷。出獄後，司馬遷任中書令，他忍辱含垢，繼續寫作《史 記》。至征和二年（前91），他在寫給任安的信中稱：「仆竊不遜，近自托於 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 （《漢書·司馬遷傳》）《史記》一書的寫作至此已經基本完成，從太初元年（ 前104）正式開始寫作算起，前後經歷了14年。司馬遷大約死於武帝末年， 即公元前87年前後。

司馬談在向兒子講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動機時說道：「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 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 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 馬談有感於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再無系統的歷史著作出現，戰國至秦漢許多重 大歷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寫入史書，因此，他要修定一部歷史著作，一方面繼 承古代史學傳統，同時也弘揚有漢一代的輝煌。司馬遷開始修史時，也是出於同 樣的動機和目的。他在和壺遂討論修史的宗旨時引述父親的觀點，把修史看作是 載「明聖盛德」、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太史公自序》）。此時的司馬 遷之所以修史，為的是給西漢及前代歷史作總結，頌揚聖君賢臣的德行功績，是 潤色鴻業的自覺行動。經歷李陵之禍以後，司馬遷的形體精神受到摧殘，心情發 生了很大變化，他的修史動機也有所調整充實。他在列舉周文王、孔子、屈原、 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人著書立說的動因時稱：「此人皆意有所郁結， 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認為自己也屬於發憤著書的類型，是在 經歷磨難之後通過著書抒發心中的抑鬱和不平。司馬遷由於身陷囹圄、遭受宮刑， 不再把修史僅僅看作是對以往歷史的總結、對西漢盛世的頌贊，而是和自己的身 世之嘆聯系在一起，融入了較重的怨刺成分，許多人物傳記都寓含著作者的寄託， 磊落而多感慨。司馬遷修史過程中前後心態的巨大變化，賦予《史記》這部書豐 富的內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帶著心靈肉體創傷所作的傾訴。

第二節 《史記》的敘事藝術

溝連天人、貫通古今的結構框架 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敘事脈絡 因果關系 的探索展示 對復雜事件和宏大場面的駕馭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在綜合前代史書各種體制的基礎上，創立 了紀傳體的通史。全書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成。雖 然這五種體例各有區別，但它們卻是相互配合，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十二 本紀是綱領，統攝上自黃帝、下至西漢武帝時代3000年的興衰沿革。十表、 八書作為十二本紀的補充，形成縱橫交錯的敘事網路。三十世家圍繞十二本紀而 展開，用司馬遷自己的話來說，世家與本紀的關系，猶如「二十八宿環北拱，三 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太史公自序》）。如果說本紀是北斗，那麼，世家 就是環繞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說本紀是車轂，那麼，世家就是匯集於車轂的輻 條。至於七十列傳，則是歷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史記》由五 種體例相互補充而形成的結構框架，溝連天人，貫通古今，在設計上頗具匠心， 同時也使它的敘事范圍廣泛，展示了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畫圖。十二本紀按帝王 世代順序記敘各朝興衰終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國間大事，八書是有關經濟、文化、 天文、歷法等方面的專門論述，世家主要是貴族之家的歷史，列傳是不同階層、 不同類型的人物傳記。《史記》這部紀傳體通史著作，在體例上沖破了以往歷史 散文的局限，能夠把更多的內容納入其中，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總體風 貌。

《史記》一書最有文學價值的是人物傳記。司馬遷在編排人物傳記時顯示出 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動地體現了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敘事脈絡。

本紀、世家的傳主基本上都是傳說或歷史上真實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據政治 地位決定他們入本紀還是入世家。但情況又不盡然，西漢惠帝雖然當了幾年天子， 實際上有職無權，沒起什麼作用，所以本紀中沒有他的地位。項羽是秦漢之際主 宰天下的人物，呂後是惠帝朝的發號施令者，他們雖然沒有天子稱號，卻被列入 本紀。孔子沒有侯爵，陳勝是自立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為他們的歷史地位 堪與王侯相比。司馬遷的上述安排可謂獨具慧眼，是對歷史事實的充分尊重，也 是合乎邏輯的歸納。

《史記》各層次人物傳記的排列基本是以時間為序，但又兼顧各傳記之間的 內在聯系，遵循著以類相從的原則。如：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伍子胥都是軍 事家，所以，他們的傳記前後相次。蘇秦、張儀是戰國策士，他們的傳記也緊緊 相連。再看西漢人物傳記：韓長孺、李廣、衛青、霍去病都是抗擊匈奴的將領， 故韓長孺、李廣傳記後面插入《匈奴列傳》，然後是衛青、霍去病的傳記。公孫 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為非，曾上書諫止，他們二人傳記列在衛青、 霍去病之後，接著是《西南夷列傳》。司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傳 記在《西南夷列傳》之後，通過敘述西漢中央王朝與周邊各民族的交往，使幾位 相關人物的傳記以類相從，前後相次，發展輪廓非常清晰，司馬遷對人物傳記次 序的巧妙編排，造成了《史記》一書婉轉多變的敘事脈絡，在明滅起伏中體現了 歷史和邏輯的統一。

《史記》的人物傳記有分傳，有合傳。分傳即人各一傳，合傳是把幾個人的 傳記在一起，寫成一篇傳記。合傳都是以類相從，把某些相同類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俠列傳》、《佞幸列傳》、《滑稽列傳》、《循吏列傳》、《酷吏列傳》 、《貨殖列傳》等，都是為專門人物設立的合傳。在人物合傳中，歷史和邏輯的 統一有時達到天衣無縫的程度，敘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頗藺相如列傳》首敘廉 頗事跡，很快又引入藺相如，然後敘述兩人的交歡恩怨，中間又插入趙奢、李牧 傳記，最後以廉頗事終結。這篇傳記敘述的都是趙國將相的事跡，可謂以類相從， 是合乎邏輯的歸納；通過敘述這四位將相的事跡，又生動地展現了趙國興亡的歷 程，具有高度的歷史真實性。《張丞相列傳》是以御史大夫一職聯綴諸人，其中 的傳主有張蒼、周苛、周昌、趙光、任敖、曹窟，他們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後又 以張蒼任御史大夫終結，勾勒出了西漢前期御史大夫任職情況的變遷軌跡，涉及 一系列相關的事件。《酷吏列傳》敘酷吏十人，錯綜聯絡，總成一篇文字，寧成 傳附郅都事，稱寧成治效郅都；張湯傳附趙禹事，義縱傳附寧成事，楊仆傳附王 溫舒事。各傳之間血脈貫通，前後回應，全面地反映了始於景帝而盛於武帝的酷 吏群體。通過敘述某一類型人物的所作所為，描繪出特定領域的總體風貌，人物 合傳以這種方式集中體現了歷史和邏輯的統一。

《史記》的敘事沒有停留於對表面現象的陳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隱藏在 深層的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司馬遷非常重視對事件因果關系的探究，具有敏銳的 目光和正確的判斷力。他批判項羽「天之亡我，非戰之罪」的說法，認為項羽失 敗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奮其私智」、「欲以力征經營天下」（《項羽本紀》）。 在分析造成吳起亂箭穿身悲慘結局的原因時，認為這緣於他的「刻暴少恩」 （《孫子吳起列傳》。以上見解都是很精闢的。當然，司馬遷在探尋因果關系的 時候，往往也誤入宿命論的歧途。司馬遷對於事件發展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原始 動因，在敘事時反復加以強調，成為貫穿人物傳記的主線。在敘述李廣事跡時， 突出這位名將的不遇，寫他總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敗。而對於大將軍衛青， 則以「天幸」二字為敘事主宰。講述衛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寵愛、立為皇後，以及 衛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衛家的幸運。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側重於所 謂的天意。黃石公授張良兵書是天意，張良稱劉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機會為劉 邦出謀畫策也是天授。司馬遷本人也深有感慨地說：「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 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司馬遷對許多歷史事件、人物命運因果關系的判 斷並不完全正確，但是，他對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覺揭示，使得人物 傳記血脈貫通，各篇都有自己的靈魂，有統攝全篇的主導思想。

《史記》敘事有詳略之分，一般情況下，司馬遷對於事情發展的起因，往往 都詳寫；而對於這種原因所引發的最終結果，往往是略寫。《李斯列傳》開頭寫 了李斯這樣一件事：「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 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各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 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這是一件生活瑣事，但卻集中反 映了李斯的人生觀、價值觀。他為了擺脫廁鼠的處境而成為倉鼠那樣的食利者， 於是向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之後前往秦國游說，在和荀子告別時又說道：「故 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這兩句話說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廁鼠、倉鼠 進行對比時所發的感慨一脈相承。苦於貧賤而貪戀富貴，是李斯人生觀、價值觀 的核心，這種思想是他人生之夢得以實現的動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禍根。 《史記》人物傳記寫了許多生活瑣事，司馬遷之所以對這些生活瑣事詳加敘述， 就在於它們在人物的活動中帶有原始動因的性質，是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 《史記》各篇都有貫穿始終的主線，和主線相關的事件都是詳寫的對象。《商君 列傳》一文以任法為線索，司馬遷認為這是決定商鞅命運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 源於變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劇也由此而引發。文中詳寫商鞅以刑名之學游說君主， 在秦國掌權之後又主持變法，太子犯法他繩之以法，最終又因推行變法而被殺。 商鞅在被追捕過程中，因為由他制定的秦國刑法異常酷烈，竟然無人敢收留他， 商鞅自己也喟然嘆息：「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而對於商鞅身亡家滅的結 果，司馬遷只作簡單的交代，沒有過多的鋪敘。總之，《史記》許多篇章的詳寫 與略寫，往往和對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關。

司馬遷有很強的駕馭材料的能力，與韓信將兵一樣，是多多益善。無論是頭 緒眾多的歷史事件，還是人物錯雜的重大場面，他寫起來都條理清晰，顯得游刃 有餘。如《陳涉世家》，把秦末農民起義風起雲涌的形勢、千頭萬緒的事件非常 清晰地勾勒出來。西漢前期的重大事件莫過於諸呂之亂和七國之反，這兩個事件 分別見於《呂後本紀》、《孝文本紀》、《絳侯周勃世家》、《吳王濞列傳》等 篇目。在敘述這兩個事件的原委及經過時，司馬遷對天下大勢了如指掌，對事態 的輕重緩急明於心而應於手，成功地運用了順敘、倒敘、正敘、側敘等手法，使 人應接不暇而又無不瞭然。《史記》的場面描寫也很精彩。寫荊軻刺秦王是險象 環生、驚心動魄（《刺客列傳》）；寫鴻門宴是劍拔弩張，一觸即發（《項羽本 紀》）；寫灌夫罵座和東廷辯論則或冷或熱，對比鮮明（《魏其武安侯列傳》）； 寫長樂宮諸侯君臣始朝儀，則秩序井然，庄嚴肅穆（《劉敬叔孫通列傳》）。不 同場面有不同的氣氛，司馬遷採用白描、鋪陳、渲染等筆法，傳達出了各種宏大 場面的實況及自己的獨特感受。《史記》固然時而穿插生活瑣事，但司馬遷更善 於寫復雜事件、重大場面，這也是《史記》一書的厚重之處。

第三節 《史記》的人物刻畫

閭巷之人的入傳 人物個性與共性的展現 復雜人格的多維透視和旁見側出 筆法

《史記》中的「紀」、「傳」是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散文，通過展示人物的 活動而再現多彩的歷史畫面。本紀、世家、列傳中的人物來自不同階層，上自帝 王將相，下至市井細民，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應有盡有，所涉人物四千多個， 重要人物數百名。《史記》的人物傳記之所以有如此廣大的覆蓋面，和司馬遷進 步的歷史觀及開闊的視野密不可分。司馬遷本人「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報任安書》），希望藉助於《史記》一書而揚名後世，實現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 出於這種心態，司馬遷對那些在歷史上雖有卓越表現、終因無人獎掖而難以揚名 的布衣平民懷有深切的同情，為他們鳴不平。他在《伯夷列傳》中寫道：「伯夷、 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司馬遷清楚地看到，一個人知 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夠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業績有關，同時也和是 否有人宣揚提攜密不可分。他在《游俠列傳》中也有類似的論述。在司馬遷看來， 戰國四公子（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或憑借王者親屬的血緣優勢， 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備，他們顯名諸侯，猶如順風而呼，事半功倍。 「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 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司馬遷對儒墨等學派由於 門戶之見排斥這些出自平民的俠客而深感不公。司馬遷在按照慣例為帝王將相立 傳的同時，也把許多下層人物寫入書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俠、商人、方士等， 使得《史記》所收的人物非常廣泛，並且都刻畫得栩栩如生。

《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態，都有自己鮮明的個性特徵。不但不同類型 的人物迥然有別，就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聞名的貴 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別，而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 有各的風貌。同為戰國策士，蘇秦主要是一位發奮者的形象，而張儀身上更多的 卻是狡詐權謀。張良、陳平同是劉邦的重要謀士，但司馬遷筆下的張良令人莫測 高深，帶有幾分神異；而陳平這位智囊卻富有人情味，沒有張良那種仙風道氣。 《史記》同類人物形象之間尚有如此明顯的區別，不同類型人物形象之間更是形 成巨大的反差，鮮明的對照，人物的個性在差異、區別中得到充分的顯示。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能准確地把握表現對象的基本特徵加以渲染，使許多 人物形象的個性非常突出。《萬石張叔列傳》突出石奮祖孫三代的謹小慎微，唯 命是從。《樊酈滕灌列傳》寫到夏侯嬰時，主要敘述他對劉邦一家的精心呵護， 他和劉邦家庭的特殊關系，多次提到他的太僕之職。《李將軍列傳》在描寫李廣 時著意表現他高超的祖傳射藝，他射匈奴射鵰者、射白馬將、射追擊者、射獵、 射石、射敵方裨將，百發百中，矢能飲羽。《史記》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風 采，就在於司馬遷充分地展示了他們的個性特徵。

司馬遷在表現人物的個性特徵時，能充分注意到他們的家庭出身、文化教養、 社會經歷等各方面的因素，給以恰如其分的表現，不但展現出人物的個性特徵， 而且對形成人物個性特徵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顯示，有時一開始就為人物性格 的發展作了鋪墊。蕭何是刀筆吏出身，故能謹守管鑰，因勢奉法。陳平年青時貧 而好學，所以始終有讀書人的氣質，見識高遠，在皇帝面前對答如流；周勃最初 從事雜藝，沒有什麼學問，執政之後就顯露出知識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 樊噲發跡前以屠狗為業，成為將軍以後保留那種莽撞豪爽之氣，他大塊吃肉，大 杯飲酒，對劉邦、項羽也敢於直言直語、大聲大氣。寫竇嬰是一副老年失勢的窘 態，寫田蚡則是少年得志的猖狂。總之，影響人物個性的許多重要因素，司馬遷 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記》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說話行事，符合 自己的年齡、身份和教養。

《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風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時，他們身上還表 現出許多帶有普遍性的東西，即得到社會廣泛認可、並對後代產生深遠影響的某 些共性。這是《史記》在刻畫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史記》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知恩圖報，以德報 德。蘇秦之於宗族、朋友，劉邦之於蕭何，陳平之於魏無知，韓信之於漂母、亭 長，王陵之於張蒼，都是受人之惠而報人之恩。蘇秦佩六國相印後，「散千金以 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蘇 秦列傳》）劉邦為泗水亭長時，前往咸陽行役，一般的小吏都贈錢三百，唯獨蕭 何送給劉邦五百錢。漢初封侯，劉邦為蕭何益封二千戶，用以報答先前多送二百 錢的恩惠。（《蕭相國世家》）韓信為布衣時從人寄食，一位漂母曾接濟他數十 日，韓信封楚王之後，「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淮陰侯列傳》）魏無知 向劉邦引薦陳平，漢初剖符定封，陳平列舉魏無知拔擢之功，魏無知得到劉邦賞 賜。（《陳丞相世家》）王陵對張蒼有不殺之恩，「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 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張丞相列傳》） 類似這樣知恩圖報的人物在《史記》中有一大批，他們百倍、千倍地報償恩人， 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負人。二是以牙還牙，以怨報怨。這是和知恩圖報、以德 報德相對應的一種行為，伍子胥之於楚平王，李廣之於霸陵尉、主父偃之於昆弟 賓客，採取的都是這種做法。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無辜殺害，伍子胥奔亡吳國， 借吳之力攻入楚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伍子 胥列傳》）李廣免官時與俱，至軍而斬之。」（《李將軍列傳》）主父偃為齊相， 到達齊地之後，向昆弟賓客散發五百金，從此和他們斷絕關系，不許再入家門， 用以報復他在貧困時所遭到的冷遇。（《平津侯主父列傳》）知恩圖報和以怨報 怨是相互聯系的兩個側面，往往在一個人的身上同時體現出來。蘇秦對於借給自 己百錢的人以百金相償，而對在危困時幾次要離開自己的隨從則一文不賞。（《 蘇秦列傳》）范雎奉行的人生哲學是「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因此， 對迫害過他的魏齊、須賈，或令其死，或令其辱，而對搭救過他的王稽、鄭安平， 都請求秦王委以重任。（《范雎蔡澤列傳》）三是士為知己者死，為報答知遇之 恩而赴湯蹈火，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是知恩圖報的升華，是它的極端形 式。司馬遷在《刺客列傳》和《報任安書》中兩次提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 己者容」，他本人是贊成這一信條的。《刺客列傳》中的專諸、豫讓、聶政、荊 軻等人都是為知己者死；《孟嘗君列傳》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傳》中的侯嬴， 《張耳陳余列傳》中的貫高，也都是為知己者而死。《史記》人物形象還普遍存 在寶貴還鄉的想法，這是他們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項羽在焚燒秦都咸陽後一心想 東歸

⑸ 韓城周邊的旅遊景點

韓城游景點

韓城黃河濕地

2008年8月6日，陝西黃河濕地被列入陝西省重要濕地名錄，按照資料顯示，陝西黃河濕地保護區韓城轄區位於關中平原東北部，北起禹門口南到合陽界，東以黃河治導控制線的中心線為界與山西省相接，西界以黃河老崖為界。濕地總面積10622公頃，占保護區總面積的18.5%。韓城市黃河濕地保護區是許多野生動物和鳥類不可缺少的棲息地，有十分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

司馬遷祠

司馬遷祠墓位於韓城市南十公里芝川鎮東南的山崗上，東西長555米，南北寬229米，面積4.5萬平方米。它東臨黃河，西枕梁山，芝水縈回墓前，開勢之雄，景物之勝，為韓城諸名勝。

司馬遷祠之冠。據韓城縣志記載：芝水原名陶渠水，相傳漢武帝采靈芝於陶渠水之陽，改名芝水。至今呂庄村西尚有「靈芝庵」遺址。

黨家村

韓城黨家村位於陝西省韓城市東北方向，距城區九公里，西距108國道1.5公里，東距黃河3.5公里，主要有黨、賈兩族，320戶人家，1400餘人，建村距今約670年歷史。距今已逾600年的韓城黨家村古建築村落已被列入「國際傳統居民研究項目」中，陝西省已將黨家村列為「歷史文化保護村」。村中有建於600年前100多套「四合院」和保存完整的城堡、暗道、風水塔、貞節牌坊、家祠、哨樓等建築以及祖譜、村史，被專家稱為東方人類傳統民居的活化石。村中街道有「井」字、「T」字、「十」字形格民青石鋪路房屋建築多為「四合院」、「三合院」。

文廟

韓城文廟坐落在陝西省渭南韓城市老城東學巷，是一組保存完整的元代建築群。據明《一統志》記載：「韓城縣學於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在舊址重修」。《陝西通志》載：「洪武四年知縣周吉成重建」。後來雖經歷代重修，但廟內主要建築之結構形狀，都基本未變。為陝西省現存十三世紀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古建築群。

韓城古稱「龍門」。陝西省所轄的副地級市。位於陝西省東部黃河西岸，關中盆地東北隅。

韓城歷史悠久。西周初，周武王封子於此，稱韓國。戰國時，秦設夏陽縣。隋開皇十八年(598)置韓城縣。1984年元月改為韓城市，1985年列為陝西省對外開放城市。

⑹ 史記有幾個人編寫而成他們是哪些人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所版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權傳體通史，被近人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民國，魯迅）。司馬遷是西漢夏陽龍門人。夏陽，縣名，今韓城，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跡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

⑺ 史記韓城繁體怎麼寫

史記韓城繁體

⑻ 韓城有哪幾位名人

我國的第一部「正史」──司馬遷的《史記》
我國一向把二十四史稱為「正史」。「正史」的稱呼是從《隋書·經籍志》起始的。清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時，正式確定紀傳體史書為「正史」，經過皇帝「宸斷」，共列二十四部。1921年，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下令，將《新元史》列為「正史」，與舊有「二十四史」合稱二十五史。
《史記》為二十五史之首，作者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由於史料不足，司馬遷的生卒年代難以考證准確，約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於漢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左右。 漢武帝時期，經濟發展，政權穩固，學術文化空前繁榮，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鼎盛時期。因此，按照封建地主階級的需要編寫一部歷史著作，已成為時代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司馬遷繼承父志，承擔起撰寫《史記》的重任。他二十歲時，曾不畏艱險，出遊祖國的大江南北，沿途考察了許多名勝古跡，訪問了大量的歷史遺事，為以後編寫《史記》積累了眾多的第一手資料。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7年），司馬遷任太史令，開始閱讀皇室所藏典籍，搜集史料。當他開始撰述《史記》時，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得罪入獄，慘遭腐刑。「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司馬遷蒙受奇恥大辱後在《報任安書》中講的這句名言，表明他置生死於度外，立志修史的決心。此後，他不顧殘廢的身體和巨大的精神創傷，忍辱發憤，把全部的心血都放在撰寫《史記》上。漢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前後，司馬遷終於寫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這部體大思精的史書的貢獻和特點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開創了「紀傳體」體例。何謂紀傳體呢？紀，指本紀，即皇帝的傳記；傳，指列傳，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傳記。歷史人物是豐富多採的，歷史現象是紛紜復雜的。怎樣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種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書里呢？司馬遷在前人的基礎上，在《史記》中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結構。創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為主體的歷史編纂學方法。「本紀」按年代順序記敘帝王的言行和政跡；「表」按年代譜列各個時期的重大事件；「書」記錄了各種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載述諸侯國的興衰和傑出人物的業績；「列傳」記載各種代表人物的活動。司馬遷創造性地把這五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系。
（二）《史記》開創了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各種知識的綜合纂史方法。它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時期，記載了我國近三千年的歷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多字，成為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貫通古令、內容廣博的網路全書式的通史。在《史記》中，司馬遷第一個為經濟史作傳：《平準書》、《貨殖列傳》；司馬遷又第一個為少數民族立傳：《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他還第一個為卑微者列傳：《刺客列傳》、《游俠列傳》等。《史記》第一次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包容在歷史學的研究范圍之內，從而開拓了歷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推動了我國歷史學的發展。由於紀傳體可以容納廣泛的內容，有一定的靈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級關系，因而這種撰史方法，為歷代史家所採用，影響十分深遠。
（三）秉筆直書，是我國寶貴的史學傳統，司馬遷的《史記》對此有很好的發揮。所謂秉筆直書，就是史學家必須忠於歷史史實，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撰寫歷史。《史記》明確表示反對那種「譽者或過其失，毀者或損其真」的作法。項羽是司馬遷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馬遷以極大的熱情和強烈的愛記述了項羽的偉業。但對於項羽的驕傲自大和企圖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點，司馬遷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對於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從感情上司馬遷是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惡。相反，對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為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才使《史記》以信史聞名於世。《史記》還貫穿一條重要線索，即重視人的歷史作用。司馬遷是反天命的。強調人是歷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寫帝王將相的同時、注意為社會上的各種人立傳，尤其是把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放到與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會的聖人孔子同等的地位來寫。所以在《史記》中，既有戰國七雄的世家、蕭丞相（蕭何）。留侯（張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時也有《陳涉世家》。司馬遷也很重視物質生產活動在歷史上的作用，把經濟狀況同政治上的治亂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還強調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以史為鏡、鑒往知來的思想。由於司馬遷在歷史編纂學上的偉大創造精神，他的進步的史學思想和嚴謹的治史方法，使《史記》成為我國史學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司馬遷也贏得了「中國史學之父」的美名。
（四）《史記》也是一部形象生動的歷史，它的文采歷來為我國文學界所稱頌，它開創了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司馬遷象一個出色的畫家，以他那十分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又象一位善於捕捉瞬間的雕塑家，以他那鋒利的刻刀，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風采各異的雕像。在《史記》這座人物畫廊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歷史上那些有作為的王侯將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計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爭鳴的先秦諸子、「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諾必誠的游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賈，以及醫卜、俳優等各種人物的風采，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啟迪。司馬遷創造性地把文、史熔鑄於一爐，為我們寫下了一部形象的歷史。所以，魯迅先生稱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因為如此，在我國浩瀚的史著中，《史記》擁有的讀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記》在我國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它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於這個時候。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和簡稱「太史公」。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到唐朝時候，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贊賞《史記》的文筆。於是《史記》的聲望隨日俱上，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俗稱「三家注」的《史記集解》（劉宋時裴駰注）、《史記索隱》（唐司馬貞注）和《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注）。《集解》兼采當時裴駰所能見到的前人有關《史記》諸書的研究成果，並一一註明作者名字。一絲不苟。《索隱》進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證不當的錯處。並對《史記》原文提出辨正，發語警辟。《正義》的作者長於輿地之學，對《史記》中地名的考證尤為精闢。讀《史記》原文，同時注意看一看這三家注，對原書會有更進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華書局重新標點排印的《史記》，就是與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