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小學課堂教學發展歷程

A. 在線教育發展歷程

打破了線下傳統教育模式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成為互聯網創業的熱門領域，其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錄播式在線教育

1999年，中小學在線教育蓬勃發展。上世紀90年代末的網校是以網路為介質的遠程教育平台，其最大特點是不再受限於時間和空間，但是它只是單純地將師資力量在互聯網群體里進行了付費分享。此類在線教育最開始是主要依靠錄播的形式開展的，由將課程的視頻錄下來，上傳到網路上，學生上網進行學習活動。這個時期的在線教育品牌代表主要有新東方、滬江網校等在校授課模式的網校，這些網校作為新生事物，迅速獲得了大家的關注，但是這類網校興起的時候，所開發的課程種類有限，加上設備的限制，受眾面相對較小。

二、直播式在線教育

在線教育浪潮是在2011年左右開始的，和互聯網爆發的時間點一致，也從這個時候開始，教育是真正的「在線」教育。在這個階段，在線教育呈現井噴式發展，很多互聯網公司開始投身於在線教育的行業中，從這個巨大的市場中分一杯羹，粉筆網、第九課堂、多貝網應運而生。

這個時期大多數在線教育機構都採用直播式教學。通過老師直播上課，能夠和學生有一定程度的互動，也能通過在線答疑解決學生的問題。不可否認的是，直播式的在線教育是傳統PC時代在線教育的一個巨大的飛躍，它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學習的成本，也是卓有成效的學習方式。然而直播極大地受到設備的限制，教學的形式是「一對多」，眾多學生和老師很難約定一個統一的時間，沒趕上直播的只能回頭看錄播，學習效果有所減弱，很難實現線下的一對一的效果。

三、不懂就問——最接近面對面效果的一種實時互動在線教育

學生學習具有即時性，個性化，需要雙向交互溝通的特性，錄播，直播形式的教學方式都不能完全契合學習規律，不能滿足學生個性化需求，一對一雙向交互的學習方式，才能更契合學習的規律。在這樣的前提下，一對一雙向在線互動式學習，才應該是在線教育的未來方向，「不懂就問」教育平台革命性地採用了一種創新的「白板」技術，填補手機了市面上很多在線教育品牌還未涉足的領域，小巧的手機或平板屏幕化身為快可以寫可以畫的白板，講到哪畫到哪，輕松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同時具有視頻和語音同步的功能。學生可以輕松地找到在線家教進行「一對一」的輔導，真正實現了學習的個性化和輔導的差異化，是最接近線下單獨輔導效果的一種在線教育形式。

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在線教育的種類越分越細，形式和內容越來越多樣化，便利程度也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樂意嘗試這種新型學習形式，市場前景十分廣闊。在線教育最初來源於國外，但是在中國得到了蓬勃的發展。目前中國在線教育的發展勢頭不可抵擋，堪與世界一流的在線教育品牌比肩。

目前大多數家長都有這樣的顧慮，讓孩子在網上學習真的有效果嗎，現在網上內容魚龍混雜，使用在線教育，孩子會不會因此分心而更加耽誤了學習。值得說明的是，在線教育是傳統教育的一種有力的補充，在線教育的使命，依舊是以教育為本，只有能讓人真正地學到知識，獲得自我的提升，才是教育的本質和最根本的目的所在。

從錄播到直播，再到智能教育平台，在線教育實現了成長的三步跳，在線教育行業利用新技術，致力於為現代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學習方式，「不懂就問」平台無疑是行業中的佼佼者，也是在線教育未來的領航者。

B. 小學語文教材的發展歷程

1951年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編寫或修訂的中小學教材出版，在全國正式使用。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版」）第一套全國通用的小學語文教材。第一套小學語文教材的課文較為簡單，內容中很多是關於毛澤東的，常常開篇就是毛主席祝詞。
1956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第二套小學課本出版，但這套教材只使用了兩年——1958年「大躍進」之後，在「教育大革命」的影響下，有關部門停止了這套教材的使用。
，人民教1961年秋育出版社新編的十年制中小學教材開始向全國供應。這是人教版第三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此後，人民教育出版社開始進行十二年制教材的研究、准備工作。1963年秋，新編各科課本的第一冊在全國正式供應。這是人教版第四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1976年到1978年間，國內的中小學教材使用較為混亂。
1977年，教育部決定以十年制為中小學的基本學制。1978年秋，中小學各科課本的第一冊同時在全國供應。這是人教版第五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此後的教材使用也相對的穩定。其中有些小學語文教材的使用年限超過10年。
1982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出版的十二年制中小學教科書開始向全國供應。這是人教版第六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1987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據新頒布教學大綱，對中小學教材進行全面修訂、改編後開始陸續出版。這是人教版第七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1986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施行。1988年國家教委據此制定頒布了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各科教學大綱初審稿。1990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九年義務教育實驗教材出版。這是人教版第八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
1992年8月，國家教委發布九年義務教育小學和初中共24科教學大綱（試用）。1993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新大綱重新編寫九年義務教育小學教科書，開始供應全國。這是人教版第九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前後共使用了十幾年。
現行的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被稱為「義務教育課程標准實驗教科書」，這也是人教社編輯出版的第十套教材。該教材根據2001年5月教育部頒布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課程計劃和各學科課程標准（實驗稿）編訂。2001年開始使用，由一年級開始，逐年推開。
2001年1月，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發布《關於啟動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驗工作的通知》，全國的基礎教育開始實行「課程改革」。此後，國家放開了教材的編寫權，過去的教材是圍繞教學大綱，必須使用人教版教材；實行「課程改革」後，各出版社都可以編寫教材，各地也可以選用不同的教材教學。

C. 生本課堂的發展歷程

中小學個性化教育[生本課程]是教育部國家教師科研「十二五」規劃全國版重點課題、中權小學個性化教育「生本課堂」行動研究總課題組的科研課題。[生本課程]的「生本課堂」教學法，是以學生的發展為本為教育理念，以學生的積極參與為前提，倡導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性學習。
早在2003年，[生本課程]科研小組就以學生為本的個性化教育開展了教育教學研究。在近10年時間里，科研組在全國各地不同區域的30多座城市開展了教學實驗，近萬名小學生參加了「生本課堂」的學習和訓練，近千名一線教師參加了教學技能培訓或進行了理論學習。課題組經過多年的努力，[生本課程]專家和一線科研教師在行動研究中總結提煉出[生本課程]的「7·3黃金法則、6大系統板塊和5大教學方法」，形成了獨特的[生本課程]導學理論和「生本課堂」教學形態。
2011年3月，項目正式立項國家「十二五」課題。課題開題後，總課題開始有計劃的在全國各地發展實驗校區，而北京總部導學館已經為推進中國個性化教育的發展推波助瀾做出革命性貢獻。

D. 教育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正在改革，國情復雜，需慢慢來

E. 學校教育的發展史

學校教育的發展史

一、發展模式的不斷轉換
綜觀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發展模式的轉換大致可分為七個時期。
第一時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處於醞釀時期。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批培養外語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它們不同於傳統封建教育機構，不是培養作為各級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養通曉各國語言和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所謂「藝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867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至1894年前後，我國共創辦了30所左右的此類學堂。這些學堂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外來因素的誘發下創辦的。所謂外來因素的誘發，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們是清政府在外力脅迫下應急反應的產物，是為了培養應付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開辦的；第二層意思是，這些學堂都標榜以西方為榜樣，然而，在具體的學習目標上，卻並不明確，籠而統之地把西方稱之為「泰西」。從時人留下的大量文獻分析，所謂「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國。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種泛稱，還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模仿對象。
第二個時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別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的雛型。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全國性學制——《癸卯學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時間里，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是理論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彌漫著一種濃厚的「以日為師」的氛圍。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1]，即主要是參照日本東京大學的規程制定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文也幾乎與日本學制中的相關規定一致。與前一個時期相比，學習的目標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詞被一個具體的國家——日本所取代，價值取向明確而單一。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是以日本為模式的。
第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多元化時期。民國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對清末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內容作了相應的改革。其間，教育部還陸續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程》、《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和《高等師范學校規程》等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法令。眾所周知，作為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總設計師，蔡元培非常關心高等教育，《大學令》就是由他親手制定的。他多次談到，《大學令》中許多內容是「仿德國制」，「仿德國大學制」[2]。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願。但是，從實踐的層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並未實現。擺脫日本單一模式束縛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的條文列入了《大學令》，但在當時的高等學校中並未實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付諸實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國高等教育為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深刻改造的同時，另一所國立大學——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南大學迅速崛起。留美歸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東南大學以美國大學為榜樣，延攬一批留美學生到校任教，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為一體，從管理體制、系科設置、課程內容以至經費籌措等，全面學習、借鑒美國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東南大學聲譽日隆，影響日廣，成為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交相輝映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鎮。
第四個時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國和歐洲各國特點的進程中，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如果說20年代後期曾經是美國高等教育影響最盛的時期，從對地方分權制的教育體制的模仿，到大學實行選科制、學分制，以至於大學各專業缺乏明確的課程標准等等都顯示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影響；那麼，進入30年代，則表現出一種比較主動地吸收和借鑒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經驗的傾向。如在高中畢業生中實行會考制度，以整齊大學生的入學程度；教育部制訂並實行有關大學教師任職資格的法令；強調大學畢業考試制度等等，這些舉措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吸收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具體做法。但是，這一時期從總體上講是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其間，有一個短暫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間實行的大學區制。實行「大學區制」用蔡元培的話來說是「仿法國制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3]。眾所周知，大學院制試行不及兩年就無疾而終，對全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影響並不大，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而言，可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第五個時期（1949年至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幾乎重復了半個世紀以前走過的路徑，即學習、借鑒的目標單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蘇聯為榜樣。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間，我國高等院校共聘請蘇聯專家861人，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專家在高等教育部擔任顧問。在這些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對高等院校的培養目標、專業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進行了全面修訂調整，專家的工作也包括編寫教材、培養研究生和培訓教師，甚至滲透到學生生產實習、課程設計、畢業設計、實驗室和資料室建設等具體工作領域。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私立學校的接辦改造、教會學校的取締和院系調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對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體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蘇聯為模式的高等教育體制形成並確立。
第六個時期（1958年至1977年）。摒棄「模式」，復歸「傳統」。1957年以後，由於中蘇關系的惡化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逐漸走上了一條摒棄一切外國「模式」，復歸「傳統」的道路。所謂復歸「傳統」，是指力圖用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等根據地舉辦高等教育的經驗、辦法來指導高等教育改革。所謂摒棄「模式」，就是在「獨立自主」的旗幟下，拒絕接受來自國外的任何「模式」。20年間，經歷了1958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帶來的高等教育的「大躍進」。之後是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而進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調整。從1966年開始的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關起門來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經歷了高等學校三年不招生、工農兵上大學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斗、批、改」之後，力圖清除一切外國模式的干擾和影響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但事實是，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第七個時期（1978年以後）。博採各國之所長，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在經歷了閉關鎖國20年所帶來的種種災難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確立，中國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進入90年代，政府陸續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一系列法規，借鑒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加快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確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這樣的大學，應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應該是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應該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應該是民族優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交流借鑒的橋梁。」[4] 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艱苦探索之後，深固拒閉、盲目排外不可取，單一的價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為政府和知識界的共識。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廣泛吸收各國之長的高等教育的發展道路，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過上面簡略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個世紀里，中國高等教育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經歷了那麼多次的轉換，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歸根到底這是受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所制約。如果我們把一個世紀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考察，又會發現，百年間，我們在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選擇上似乎走了一個大圓圈：被迫開放（無意識的泛化）——單一的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單一的價值取向——封閉——主動開放（在世界范圍內博採眾長）。歷史證明，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關起門來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絕借鑒任何先進國家的經驗，無論是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還是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都是一條自我封閉、作繭自縛的死胡同；囿於某種政治環境，價值取向單一，同樣不是發展的最好選擇。這是因為，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所創造的知識文化的重要傳播場所，作為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基地，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受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國情所制約，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發展規律的制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就是在如何認識和正確處理這一對矛盾的過程中艱難推進的。不能以強調本國情形的特殊性為由而拒絕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能以標榜追趕世界潮流為借口而置本國國情於不顧，這是我們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所應深刻記取的經驗教訓。
二、傳統與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幾年間，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19世紀最後幾年所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學的雛型。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奏定大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和《奏定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在這些章程中，關於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有了新的表述：大學堂「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以各項學術藝能之人才，足供任用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國學術日有進步、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為成效。」[6] 從前一個時期的培養「藝才」、「專才」，到這一時期的提出「通才」，從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的人才觀。因為中國的傳統教育也強調「通才」，即所謂 「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但是，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項學術藝能」為前提的，不僅與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內涵上有所不同，而且，這種目標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藝才」與「專才」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較之前一時期，較多地接納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當然，這種「通才」仍必須「謹遵諭旨」，「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在這里，中國傳統高等教育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這是因為，雖然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除，但是，科舉制度賜予出身的陋習仍然保留下來，秀才、舉人、進士的頭銜還十分具有吸引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框架還在起著支撐作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變革終究需要以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變革為前提。與此相適應，在這十幾年間，高等教育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方法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最明顯的表徵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被大量引進高等教育的課堂，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被作為大學或高等學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日本引進或翻譯的西方教科書大量出版。學術界往往把這一時期看作是在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個高潮。與此同時，在傳統高等教育中特別受到重視的儒家典籍「經學」的研習，也被保存下來，京師大學堂有經學科之設，而且置於各學科之首。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領域，傳統與移植之間的沖突、矛盾在政策層面和實踐層面都非常激烈。
民國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從根本上否定了「中體西用」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文化觀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改造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文化，這也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進一步發展演變提供了思想基礎。 從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間，民國政府和後來的國民政府制定頒布過幾部重要的關於高等教育的法令、規程。就培養目標而言，從法律條文上看，最大的變化在於取消了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專門學校令》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同年頒布的《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在這里強調的是高深學術，是培養「碩學閎才」和「專門人才」。高等教育領域中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區分標準是「學」與「術」，前者重在學術研究，後者重在應用技術。政治上、思想上的種種限制與要求，即所謂「忠君」、「尊孔」，在培養目標中被取消了。特別在民國前期，由於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飛躍。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這一時期，中國才真正開始致力於建立一種具有自治權力和學術自由精神的現代大學。」[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觀念，通過蔡元培的理論倡導和身體力行第一次較全面地被國人所認識和接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他所反復強調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對大學功能的理解與認識，即所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等等，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對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通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努力，使中國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上，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培養「內聖外王」的「賢士」、 「君子」、「循吏」為目標的主流傳統。在這里要強調說明的是，蔡元培在宣傳、倡導西方大學理念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中國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非主流傳統，即張揚古代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師生間砥礪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對的獨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澤東等人「鑒於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採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蔡元培聞訊後，高興地寫下了《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一文為之鼓吹：「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9] 對西方大學理念的移植與中國高等教育主流傳統和非主流傳統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特定的環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制定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專科學校組織法》。其中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分別為「大學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專科學校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在 20年之後的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法》和《專科學校法》，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與20年前幾乎完全一致。上述情況說明，在1912年至 1949的近40年間，高等教育培養目標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者和研習應用科學的技術人才這條主線一直貫穿其間。
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民國時期與清末比較，最大的變化是廢除了反映封建傳統文化的科目，增加了體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學科，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更是如此。據統計，民國初年《大學規程》中所開列的課程科目總數比清末《癸卯學制》所規定的多300多門；專科學校課程也比清末相應學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20年代開設的課程中，有許多在歐美各著名大學中也是剛剛起步。在課程體系方面的另一顯著變化是，從參照日本到直接借鑒西方高等學校的課程設置。許多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學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認為，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對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第二個高潮。直到30年代後期才陸續開始有中國學者自己編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學叢書」的字樣在各大學和專科學校採用，而且仍主要限於人文社科類學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明確表述，最早見之於政府法規文獻的是1950年7 月政務院批準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宗旨為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設人才。」[10]在這里，除去頭、尾兩處有關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內容是「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成就的建設人才」。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相比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這是十分自然的；應該說，作為高等教育的特點還是體現出來了，「高級建設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說涵蓋了學術人才與專門技術人才。當然，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所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等等，在剛剛取得政權的社會條件下，是不會受到關注的。相反，對大學中舊知識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議事日程。在課程體系方面，特別強調了廢除國民黨政府開設的政治教育課程，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為基礎的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則是全面地照搬蘇聯的課程體系。1955年有個統計，當時的浙江師范大學開設的153門課程中，有41門是以直接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為基礎而設立的，另有79門課程所用教材是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11]。可以說，在這一歷史時期，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課程體系方面出現了第三個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股追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風潮。知識分子們響應中國共產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對於機械地照搬蘇聯模式，大學中專業設置過窄、高等教育中忽視社會科學以及把馬列主義奉為教條等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學的馬寅初。這可以看作是中國高等教育非主流傳統與移植而來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統一）的一次頑強對抗。眾所周知，這次風潮的結果是以「反右斗爭的全面勝利」而告終。 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名講話中，提出了指導中國近30年的教育方針，即「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澤東的講話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12]從此，這個方針成了中國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中、小學的辦學宗旨。
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頒布，對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作了前所未有的詳細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具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願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和一定的生產勞動、實際工作的鍛煉，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掌握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際技能，盡可能了解本專業范圍內科學的新發展；具有健全的體魄。」[13]可以說，這是近代以來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字數最多的一次表述。應該說，較之1957年毛澤東的論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中的規定，培養目標更明確，對專業有一定的要求。考慮到20世紀 6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這已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且，也確實對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口號的提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泛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變成了「反修、防修，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標語。與此相適應，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學習、觸及靈魂、思想改造的同時，專業知識被壓縮至最少程度，大學變成了短訓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教育理念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同樣可以從移植與傳統的沖突中得到解釋。如果說1949至1956年的全盤蘇化期間，我們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仍然強調的是學術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是對民國以來形成的主線的繼續，體現的是外來因素的移植，同時融合了傳統的影響（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麼，後20年間則是傳統對移植的激烈反抗並戰勝之。在這里，所謂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中國傳統高等教育所積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培養政治人才的主流傳統；二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在培養幹部隊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間，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使中國的高等教育關閉了與世界交往的大門，為傳統的復歸和高揚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氣候。1978年4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否定和拋棄了「文革」中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教育目的，將現代化的實現確立為教育的主要目標。同年10月，教育部對1961年頒布的《高教六十條》略作修改，印發全國高校組織討論，關於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完全是原來的表述。盡管如此，至少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注重專業知識的問題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對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畢業生和科研人員經過嚴格考核，分別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專門人才的成長，促進各門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1985年5月，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高等學校擔負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大任務。」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一次如此明確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務歸結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這次會議的另一項與高等教育理念有關的重大決定是，明確提出要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的過多的管理體制」，使高等學校具有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性和能力。」[14]盡管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高等學校所獲得的自主權遠未達到文件中所給予的自由度，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決定》給予了我國高等學校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自主權。此外，《決定》還強調高等學校是教學、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蘇聯模式那樣，要麼負責教學，要麼負責專業培訓；強調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制度，強調提高教學質量，開展教學改革試驗，改變專業過窄的狀況，增加選修課，實行學分制和雙學位制等等，努力借鑒和移植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
進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體制的轉變，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94年7月，國務院頒發《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要進一步發揮高等學校在國家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實施「211」工程，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1998年8月，全國人大制定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突出強調了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辦學自主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來制定頒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在高等教育辦學理念、培養目標、管理體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識。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斷高漲，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們所接受，並轉化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國高等教育面向社會精英階層的傳統正在成為歷史。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曲折之後，終於有了明確的、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同步的理念、目標與方向。

F. 學校教育的發展史42

我是山商畢業，學校實力不算很強，但氛圍還可以，關鍵是你去了自己要好好學，自製能力要強點。改大學，呵呵，還沒有這個消息吧，這個問題提得有點遠。跟山師大聯合培養研究生，已經申請成功碩士點了，但有三年的建設時間，今年應該就能招收碩士生了，現在學校主頁有研究生處的鏈接。你要是考研的話盡量考名校。若只是要碩士學位的話，再好的去不了的話，來這也挺好。
其實這個層面的學校都差不多，關鍵是看你自己的實力，比如我們會計，你把注會考出來，把證考出來工作就好找點。再者，像考公務員、事業編，跟學校名氣沒有關系。這里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萊山區風景好，離海太近了，出東門不到百米到海邊了。和煙大離得很近，學校女生多，男生少。
山東工商學院，原名中國煤炭經濟學院，始建於1985年12月，是原國家教委批准建立、原煤炭工業部所屬唯一一所財經類普通高等院校。現由中央與山東省共建，以山東省管理為主。1997年11月，學校順利通過原國家教委組織的本科教學合格評價，2003年12月順利通過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是山東省首家兩次通過教育部本科教學評估的高校。2003年2月經教育部批准更為現名。rdiwxp希望採納我的

G. 簡述新中國語文教學改革的歷程

我國語文課程改革可大致概括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文革前，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教材實行「國定製」人教社獨家編寫的。63年與56年頒布的大綱是一脈相承，規定語文是學好各門知識和從事各種工作的基本工具，重視語文的工具性，強調語文的實用功能。其次文革後始於78年的改革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為背景，教材管理實行「審定製」教材多樣化，但基本上都是訓練體系的。87年的大綱是在78年的大綱的基礎上修訂的，提出了語文不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強的思想性，強調了理解語言文字與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結合；學習語文與認識事物的結合，教學中突出了學生的主體地位。這一階段與文革前比有很大發展。世紀之交開始了第三階段的改革，我國進入了建國以來最好的歷史時期，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啟動了，教育部制定了《綱要》，確定了改革的新目標，研製了各門課程的新標准，2001年小學語文課程標准面世，多套新課程教材出現了。
第一階段的改革主要成果是明確了中學語文學科的性質和目的、任務，根據教學大綱的精神，編寫了一套比較切合實用的教材，選文強調文質兼美，編排以培養語文能力為主線，教材是綜合型的；十分強調語文的工具性功能和基本訓練，並強調理解文章的思想內容與掌握語言文字是不可分割的，嚴格要求學生樹立勤學苦練的風氣。這對於普及、繁榮祖國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但對學生的本體地位，對促進學生的發展尚無清醒認識。

第二階段1978年文革以後新頒布的大綱以及由人教社編寫的一套嶄新的教材對語文界的撥亂反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新大綱的重要特點是思想教育與語文教學的辯證統一，並且把無產階級世界觀作為教學指導思想。大綱著重解決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明確了中學語文教學如何適應新時期需要的問題；第二，解決了思想政治教育與語文訓練的關系問題；第三，總結以往的經驗和教訓，基本上明確了在中學階段，語文知識教些什麼如何教的問題；第四，解決了作文教學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文風問題、作文訓練多樣式問題、作文指導和評改問題）。教材管理是「審定製」，小學教材開始了多樣化，小學語文改革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學生就可以在教師指導下通過獨立閱讀、獨立思考、集體討論讀懂課文，改變了依靠教師講解課文的局面，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

第三個階段自90年代末以來，不僅著眼於課堂教學模式的改革，還從根本上解決對語文學科性質、教學要求的認識問題、語文學科教學內容也進行了較大的調整，與以往不同，它不僅順應了我國整個基礎教育改革的大潮流，也順應了世界母語改革的總趨勢，新課程標准實施以來的變化令人驚喜，新的課程理念融入了教材，也融入了教師的教學實踐。

目前正在實施的《語文課程標准》昭示了新的理念，高質量、多樣化、有特色的小學語文教材顯示出新的教材風貌，教育實踐中融入了新理念，出現了自主而快樂地學習語文的新局面。這一階段的改革還剛剛開始，就顯示出極強的生命力，取得的成果也是顯著的，但要從根本上解決語文教育存在的問題，真正發揮語文課程在弘揚優秀文化、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基礎作用，還需要下大力氣在實踐中進行研究、探索。

主要應加強以下幾方面：第一，語文教學要努力體現語文課程的性質，應遵循母語教育的規律。語言是一種文化，學語言就是進行文化的熏陶，教師要善於挖掘文本本身的寶藏，引導學生用心感悟，提倡本色語文就是要讓孩子在中國文化的浸染中長大。第二，語文教學要張揚以人為本的旗幟，關心人的發展。教師要充分發揮教材促進學生全面、和諧的個性發展的基礎作用，要努力為學生創設三維的最近發展區，把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與知識能力的提高統一在一個過程中。第三，語文教學要緊密聯系兒童的生活實際，經歷一個由生活到文本再到生活的過程，使之開放而有活力。語文學科是與生活聯系最密切的學科，生活多廣闊，語文就多廣闊，要讓孩子到廣闊的生活中學習語文，在學習語文中享受生活、發展生活。
新中國成立以來，語文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在不斷的改革發展。

（一）教學內容的改革，較大規模的有四次。

1．始於1950年的第一次全國性改革，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編輯出版了全國統一

的語文教材。這套教材的特點是思想性強，內容新鮮，富有教育意義，強調聽、說、讀、寫

全面訓練，不可偏輕偏重。

2．始於1956年的第二次全國性改革，實行漢語、文學分科教學。主要成績是結束了兩科混

教、互相干擾的狀態，初步創造了比較完整的漢語學科體系和文學學科體系；結束了語文教

學中的無政府狀態，開始走上了有格有序有計劃的道路；糾正了重道輕文的偏向，加強了語

文知識教育。

3．始於1963年的第三次全國性改革，是在廣泛地討論了語文的目的任務和怎樣教好語文課

的基礎上進行的。主要成果是明確了中學語文科的性質和目的任務，根據教學大綱的精神，

編寫了一套比較切合實際的教材，選文強調文質兼美，編排以培養語文能力為主線，教材仍

然是綜合型的；十分強調語文基本訓練，嚴格要求學生樹立勤學苦練的風氣。

4．始於1978年的第四次全國性改革，頒發了《全日制十年制學校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

草案）》，並陸續出版新編的語文課本，在全國通用。這次語文教學大綱著重解決了以下幾個

問題：第一，明確了中學語文教學如何適應新時期需要的問題；第二，解決了思想政治教育

與語文訓練的關系問題；第三，總結以往的經驗和教訓，基本上明確了在中學階段，語文知

識教些什麼和如何教的問題；第四，解決了作文教學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文風問題、作文

訓練多樣式問題、作文指導和評改問題）。

（二）教學方法的改革，全國性的也有四次。

1．第一次全國性教學改革在建國之初，普遍推行課堂的民主討論，改變了「教師講，學生聽」

的老式教法。「 2．第二次全國性教學改革始於1953年的「《紅領中》教學法」。1953年5月，

北京市女六中為北京師大實習生舉行觀摩課，課文是《紅領中》，在課後評議會上，普希金專

家對這節課提出了意見。次日，北京師大實習生在師大女附中進行試教，他們按照普希金專

家的意見進行實驗。實習生把原來的七課時改為四課時，課堂上注意啟發學生的積極思維，

運用談話法向學生提出問題，學生反映這個教法好。同年七月在《人民教育》雜志發表了葉

蒼岑寫的實習總結，並發表了短評，在全國掀起了語文教學改革的浪潮。

3．第三次全國性的教學方法改革始於60年代初，串講法一時盛行起來。這種逐字逐句串講

並在講解的基礎上加以分析的教法，對於文言詩文，對於落實字、詞、句、篇教學，有一定

作用，但把串講法廣泛地應用於語文教學，就成大同題了。

4．第四次全國性教學方法改革始於80年代，語文教學改革正沿著「加強基礎，培養能力，

發展智力，實行語文教學科學化」的正確方向前進。這次語文教學方法的改革，主要有以下

幾個特點：第一，變「授」為「學」，把重點放在指導學生「學」，從而使學生的學習由被動

變為主動。第二，重視語文能力的培養，堅持聽、說、讀、寫全面訓練。第三，在傳授知識、

培養能力的過程中，注意發展學生智力。第四，貫徹了「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的方針。

（三）回顧語文教學改革的歷史。

特別是1978年以來的情況，我們高興地看到，語文教學改革具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起步

早，而且持續不斷地進行改革；第二，規模大，遍及全國，影響很大；第三，教材改革與教

法改革同步進行，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第四，思想活躍，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第五，每

個時期都有一批教學改革的帶頭人，尤其是1978年以來，涌現出以於漪、錢夢龍、陸繼椿、

魏書生、寧鴻彬、顧德希、吳昌順、程漢傑、歐陽黛娜、張孝純等優秀的語文教育專家。

回顧語文教改的歷史，我們看到道路是曲折的，繼續前進的路途上還有不少困難。

1．陳舊觀念的破除是很困難的。積極改革者只是極少數，認真學習先進經驗，以新的觀念進

行教學改革的也是少數。一些成功的教學改革經驗之所以在大面積上推廣困難，主要原因是

大部分教師的教學觀念沒有更新，而是因循守舊，固步自封，不思改革。

2．穿新鞋，走老路，缺乏深入改革的緊迫感。在「滿堂灌」、「填鴨式」受到批評之後，就興

起了「滿堂問」的談話法；在「談話法」過時之後，又出現了以應試為目的、以練代講的「滿

堂練」。雖然，教學方法表面上在不斷變化，但實質上還沒有從根本上處理好學生是學習主體

與教師是教學主導的關系，沒有把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放在首位。公式化、

概念化的教學，還有一定的市常有的方法表面上看來有創新，但實際上未擺脫「一言堂」、「滿

堂灌」的陳舊陋習。

3．教改實驗難於推廣的又一個原因是，進行教改實驗的老師比教普通班的考師課業負擔重，

他們要學習理論、做調查研究、積累資料、統計數字、進行總結、撰寫論文，教一個實驗班

的工作量比教兩個普通班的工作量還大，而他們的工作量只按教一個班計算，得不到進行教

改實驗相應的報酬，而且和教普通班的教師之間的關系又不好處，所以許多教師不願做教改

實驗，不願自我麻煩。

4.應試教育的局限性。十幾年來，全國高考、省級會考和初中畢業升學考試，都進行了一些

改革。語文試題在考查基礎知識、基本訓練的同時，著重考查學生的學科能力，對中學語文

教學起了一定的正導向作用。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各級考試對語文教學又有一定的副作用。

這種副作用主要表現在語文教師跟著考試的內容、考試的題型轉，估計不考的內容在課上不

教；只重視教基本課文，不重視非基本課文；只重視課內，不重視課外；循規蹈距，不敢越

雷池一步。這種副作用在高中比在初中大，在畢業班比非畢業班大。突出的表現是加班加點

的「疲勞戰術」和大運動量的「題海戰術」。

回顧語文教學改革，我們既為已經取得的成績而歡欣鼓舞，又為繼續改革的路途上還有一些

障阻而擔憂。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深化語文教學改革的任務是既繁重又緊迫的。葉聖陶先生

在全國中語會第三屆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指出：「不能今年研究，明年研究，研究它二十年。

太慢了！能不能快一點？」葉老的講話過去11年了，但是今天仍有現實意義，我們應該增強

責任感和緊迫感。

H. 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上的幾個主要階段及其成績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發展歷程,可分為萌發誕生、艱難成長、曲折發展、走向成熟四個階段。
一、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萌發誕生階段(1878—1926年)
中國古代教育是一種混合型的教育,沒有獨立的語文學科,語文教學內容包容在綜合性教育之中。中國現代教育起源於清末的新式學堂。從清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是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萌發誕生階段。

(一)清末的語文教育
1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發端19世紀50年代以後,帝國主義在中國興辦了教會學堂,清政府官方創辦了各種同文館和洋務學堂,一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私人也開辦了各類學堂。新式學堂借鑒西方經驗,實行分科教學。語文教育也逐步從傳統教育中分化出來成為與修身、算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等並列的獨立學科。其中,光緒四年(1878年)張煥綸在上海縣梅溪街創辦的正蒙書院,最早設國文科,以「俗話譯文言」「講解與記憶並重」為特色。

2 清末的語文教材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了我國第一套小學語文教科書《最新國文教科書》。

這一時期的語文教育雖然從傳統教育中分化出來獨立設科,但從總體上看讀的是古文,寫的是文言,教法是講解,學法是記誦,與傳統的語文教育基本上沒有什麼兩樣。

(二) 辛亥革命時期的語文教育
1 民國初年的語文教育改革早在辛亥革命前,蔡元培、梁啟超等人就認為「中國文字」和「中國文學」所要學的並不限於文字和文學,於是提議將這一學科定名為「國文」。蔡元培等人1902年創辦愛國學社,梁啟超1906年前後創辦長沙女子學堂,就將這一學科稱為「國文」。1911年辛亥革命後,蔡元培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教育總長,對清末封建教育進行了重大改革,中國的語文教育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12年1月,教育部宣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其中規定:從前各項學堂均改稱學校;初等小學校可以男女同校;凡各種教科書務合乎共和民國宗旨,清學部頒行之教科書一律禁用;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等。同時,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准》,其中將各類學校「中國文字」「中國文學」課程更名為「國文」。這兩個文件的頒布,以法令的形式鞏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教育成果,促進了普通教育的發展。1912年9月,教育部頒布了新的學制(壬子癸丑學制),並正式公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從語文教育史的角度看,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所作的改革有兩點尤其值得重視:一是廢止「講經讀經」科,閱讀教學正式脫離經學;二是將「中國文字」和「中國文學」合稱,並正式定名為「國文」科,較全面地反映了語文學科的內容。

隨著封建政體瓦解,共和政體建立,人們對語文教育學科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1912年12月,教育部公布的《小學校教則及課程表》規定:「國文要旨,在使兒童學習普通語言文字,養成發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啟發其智德。」教育部同時公布的《中學校令施行規則》規定:「國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語言文字,能自由發表思想,並使略解高深文字,涵養文學之興趣,兼以啟發智德。國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漸及於近古文,並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學史之大概,使作實用簡易文字,兼課習字。」這些規定表明:語文是自由發表思想的工具,是培養文學興趣的工具,是啟發智德的工具。

2 袁世凱復辟與恢復讀經
1912年4月1日,孫中山正式卸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職務,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為袁世凱所纂奪,民國共和政權變成北洋軍閥政府。1913年10月,袁世凱在《天壇憲法章案》中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並且要求經訓「務以孔子之言為旨歸」。1915年1月,袁世凱在《特定教育綱要》中要求「中小學校均加讀經一科」。
(三)「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語文教育
1 文學革命與白話文運動

辛亥革命不僅沒有根除封建主義及其代表勢力在社會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影響,甚至也不能鞏固和發展文化教育領域在反對科舉、八股和舊學斗爭中所取得的成果。由新的思想啟蒙運動逐步轉化而成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當時激進的民主主義戰士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的領導下,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提出「擁護民主」「擁護科學」的口號,同時亮出了「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旗幟,掀起了一場反帝反封建的「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從歷史進化的角度,指出了中國現代文學文體的發展趨勢:「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1917年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公開亮出「文學革命」的大旗,並進一步提出了文學內容革命的問題。1918年4月,胡適又在《新青年》上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文中說:「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乃是我們的根本主張。」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錢玄同、劉半農等人起而響應,站在反對「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前列。《新青年》自1918年第4卷第1號起率先改用白話文,並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先後發表了胡適、劉半農、沉尹默等人的白話詩和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葯》等白話小說。此後,各大報的副刊,包括當時號稱四大副刊的《北京晨報》副刊、《京報》副刊、上海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也差不多以白話文為主了。

在全國文教界的一致呼籲下,北洋軍閥政府教育部於1920年1月明令:「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規定至1922年止,凡舊時所編的文言教科書一律廢止,改為語體文;至於中學各科教科書,也都逐漸用語體文改編,高等學校的講義,也都採用語體文。自此,文言文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現代白話文終於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並開始佔領國文教科書的陣地。

2 新學制與語文課程綱要
1921年10月至11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七屆會議,討論學制改革,建議「根據共和國體發揮平民教育精神」,將學校系統分成三段,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1922年9月,教育部召開學制會議,將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所通過的學制系統草案稍加修正,即於11月公布《學校系統改革案》(即「壬戌學制」)。該學制規定小學六年(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這個改革案,廢止了1912年「教育宗旨」的名稱,改用「教育本義」。教育本義共七項: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發揚平民教育精神,謀個性之發展,注意國民經濟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於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其總的精神是適應社會進化的需要,反映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普及教育、發展個性、注重實用的教育思想。1922年,《教育雜志》第14卷特發「號外」,組織全國著名學者對「學制」和「課程」進行討論。隨後,第八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組織了一個新學制課程標准起草委員會,負責擬定各科課程標准。中小學語文科,由胡適、葉聖陶、吳研因、穆濟波等主持起草。《小學國語課程綱要》規定該課程主旨是:「學習運用通常的語言文字;並涵養感情、德性;啟發想像、思想;引起讀書趣味;建立進修高深文字的良好基礎;養成能達己意的發表能力。」《初級中學國語課程綱要》規定該課程的目的是:(1)使學生有自由發表思想的能力。(2)使學生能看平易的古書。(3)使學生能作文法通順的文字。(4)使學生發生研究中國文學的興趣。《高級中學公共必修的國語課程綱要》規定該課程的目的是:(1)培養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2)增加使用古書的能力。(3)繼續發展語體文的技術。(4)繼續練慣用文言文作文。1923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審定頒布的《新學制課程標准綱要》已開列出國語、國文課程綱要,內容包括課程目的、作業、教材、教法說明及畢業最低限度標准等等,成為我國語文教育史上第一個以現代教育科學理論為依據的、體系較為嚴整的語文科課程標准。這些《綱要》第一次較為完整地提出了語文學科的性質、教學目的、任務、教材體系、教學原則、教學內容及分階段教學的要求,對後來的語文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此,國語、國文並存的局面形成,並維持到新中國成立。

3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語文教材
為配合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國文改授國語,依教育部公布的注音字母和國音字典編輯、黎錦熙等校訂的《新體國語教科書》八冊於1920年2月出版。較早出現的現代白話文教科書有洪北平編的《中等學校用白話文范》(商務印書館1920年),該教科書課文多是當時報章雜志上的時文,間有舊白話小說、詩歌、語錄等,並用新式標點符號。稍後出版的用現代白話文編寫的國文教科書還有孫亻良工、沈仲九編的《初級中學國語文讀本》(上海民智書局1922年)等。

這一時期,語文教材的編制,除在形式上文言、語體兼采外,選文內容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反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話文學作品和白話議論文被大量選用,如魯迅的短篇小說,郭沫若的新詩,周作人的散文小品,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的論文、講演等。外國譯文《賣火柴的女孩》等首次用作教材,即使是文言文,也擴大了選材范圍,把近人梁啟超、蔡元培的文言作品及古人的文言說明文選入課本。這些教科書反映了「五四」運動的實績,在宣傳「五四」時代精神、反帝反封建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4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語文教學研究

這一時期,語文教育界對語文的教育目的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教學的自覺性大大增強。當時,有人將國語國文課的教學目的分為「主目的」和「副目的」:主目的,是對語言、文字(文章)的理解、領會和發表能力的培養,即教會學生具有聽、讀、說、寫的能力;副目的,則是在實現正目的的同時,獲得知識,涵養德行,養成良好的習慣和趣味。主目的強調的是國語國文的工具性,副目的強調的則是其教育性(陳啟天《中學的國文問題》,《少年中國》第1卷第12期、第2卷第1期)。朱自清提出:語文學科有雙重目的,一是養成讀書、思想和表現的習慣或能力,二是發展思想,涵育情感。「這兩個目的之中,後者是與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國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的原則上說,前者是主要的。換句話說,我們在實施時,這兩個目的是不應分離的,且不應分輕重的,但在論理上,我們須認前者為主要的」。(朱自清《中等學校國文教學的幾個問題》,《教育雜志》第17卷第7號)朱自清第一次從理論上正確論述了語文學科的文道關系。

這一時期出現了20世紀第一個語文教學法研究的高潮,出版了不少語文教學法研究的著作,如吳研因的《小學國語國文教學法》(1921年)、張士一的《小學「國語話」教學法》(中華書局1922年)、黎錦熙的《新著國語教學法》(商務印書館1924年)等。其中,黎錦熙著《新著國語教學法》是我國第一部以教科書形式編寫的語文教學法專著。《新著國語教學法》吸收了國外新的教育理論,結合我國傳統的教育經驗,歸納出國語教學的四大目的,即自動的研究與欣賞、社交上的應用、藝術上建造及個性與趣味的養成,提出通過教學達到能讀、能聽、能說、能作、能寫的五項具體目標,並提供了許多方法和教學範例,對國語教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教育測驗,是測量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學習成績的一種方法。廖世承、陳鶴琴合編的《測驗概要》於192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對閱讀測驗的內容和做法作了較詳細的說明和介紹。這一時期,國外一些先進的教學方法也被介紹到國內。張文昌的《中學國文教學底幾個根本問題和實際問題》(載《新教育評論》第3卷第8期)就介紹了啟發法、自學輔導法、分團教學法、設計法、道爾頓制等教學方法。(未完待續)

二、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艱難成長階段(1927—1949)
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現代語文教育事業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三個歷史時期,在戰火中艱難成長。
(一) 國統區的語文教育
1 二三十年代國民黨政府語文課程標准與國統區語文教材

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教育宗旨草案:「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同年,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頒行《中小學課程暫行標准》和《教科書審查規程》。《教科書審查規程》規定:未經教育部審定,或失審定效力者,不得發行或採用。

1932年,國民黨政府審定並正式公布了《中小學課程標准》。

2 讀經問題爭論與大眾語文運動
讀經問題是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上反復爭論的一個問題。

從1929年開始,國民政府又掀起了「讀經」逆流。陳立夫等人還主張初級小學讀《三字經》,高等小學讀「四書」。這一時期,湖南、廣東等省國民黨當局都將四書五經選編為教科書的內容,強令中小學生讀經。

針對「尊孔讀經」的主張,蔡元培、胡適、吳研因、葉聖陶、魯迅等人紛紛撰文給予批駁,表明反對讀經的觀點。

三、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曲折發展階段(1949～1976年)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中華民族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中國(大陸)的語文教育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建國初期到「文革」結束,中國現代語文教育事業在摸索中前進,走過了一段曲折發展的道路。

(一) 建國初期的語文教育

1 「語文」學科的命名

1949年葉聖陶主持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的工作,將新中國中小學語文學科的名稱正式定名為「語文」,揭開了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新的一頁。葉聖陶解釋道:「『語文』一名,始用於1949年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選用中小學課本之時。此前中學稱『國文』,小學稱『國語』,至是乃統而一之。彼時同人之意,以為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於語,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見此學科『聽』『說』『讀』『寫』宜並重,誦習課本,練習作文,固為讀寫之事,而苟忽於聽說,不注意訓練,則讀寫之成效亦將減損。」(《答滕萬林》1964年2月1日)

2 新中國的教育宗旨和建國初期語文教育的特點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規定了新中國教育的性質和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

這一時期的語文教育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革新教學內容,突出思想政治教育。
二是聽說讀寫並重,全面訓練語文能力。
三是學習蘇聯的教育理論,改造舊的語文教學思想和方法。
3 漢語、文學分科實驗
早在1951年3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中等教育工作會議上,胡喬木即提出了將「漢語教育與文學教育分開」的設想。

語言訓練是語文課的最基本的內容,但在我國傳統的語文教育中,語言的訓練卻是片面的、不系統的。漢語的單獨開設,便解決了這個問題。

實行漢語、文學分科教學,也系統地教學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知識,加強了文學教育。在中等學校里單獨開設文學課,在我國語文教育史上也是第一次。

1958.3,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召開座談會,決定對中學漢語和文學課本作根本性改編。漢語和文學合並為語文。提出語文教學的目的,一是使學生學會正確地理解和熟練地運用祖國的現代語文,提高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二是講授富有教育意義的作品,向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從而提高學生的社會主義覺悟和道德修養。這個決定結束了漢語、文學的分科教學。
(二)「大躍進」時期的語文教育
1 「大躍進」時期的教育方針
「大躍進」時期,對教育方針的理解也存在著明顯的「左」的偏向。例如:有人將「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

四、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走向成熟的階段(1977—
「文革」結束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通過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學校的教學秩序得到了恢復,中國(大陸)的教育事業走上了正軌,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在語文教學大綱的編制、語文教材的建設、語文教學的改革和語文教育的研究等方面都逐步走向成熟

I. 教育學學科發展的歷史是什麼

教育學學科發展的歷史

教育學的研究對象，簡言之就是教育。教育學就是研究教育活動、揭示教育規律的科學。教育學的發展與教育的發展密切相關，同時需要其他有關學科如哲學、心理學等的參與。

在教育尚處於萌芽和經驗階段，作為總結教育經驗、具有一定理論體系的教育學是不可能出現的，教育學還沒有成為獨立學科。古代的教育思想常常是同哲學、政治、倫理、宗教等思想混雜在一起的，如中國古代的《論語》和西方古代的《理想國》等，雖然這些著作包含不少有關教育的論述，但都不能稱為教育專著。世界上最早的教育專著，應算中國的《學記》（一般認為成書於先秦）；西方最早的教育專著當推古羅馬昆體良（約35—95）的《雄辯術原理》，但它們尚不具備比較完整的教育學體系。

英國學者培根（1561—1626）於1623年發表了《論科學的價值與發展》一文，在對科學的分類中，首次把教育學列為一門獨立學科。這時已經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科學分類已有了相當的發展。孔子（前551—前479）我國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創辦大規模私學，相傳培養弟子達3000人，身通六藝者72人。他還整理、編訂了《詩》《書》《禮》《易》《春秋》等文化典籍，並以其為教材教育弟子。其言論在他去世後，由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整理而成《論語》一書（其中也記載了孔子部分弟子的言行），為儒家經典之一，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資料。該書對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主張，因材施教、循循善誘、不恥下問、身體力行、學思結合、溫故知新的教學方法，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教學態度等，都有重要體現。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教育事業和教育科學也得到長足的發展，一批教育專著相繼問世。就其大者而言，捷克教育家誇美紐斯（1592—1670）在1632年寫成的《大教學論》被認為是最早的具有比較完整體系的教育學著作。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於1776年在哥尼斯堡大學首次講授教育學，使教育學作為一門課程在大學里開設。德國教育家赫爾巴特（1776—1841）又把倫理學和心理學引入教育學，於1806年發表了著名的《普通教育學》，該書被認為是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學著作。他在倫理學基礎上建立起教育目的論，在心理學基礎上建立起教育方法論，形成了「傳統教育」思想和教學模式。這個以班級授課制為基礎，在教師的主導下系統地傳授知識，即是以教師、書本和課堂為中心的「三中心」的教學模式，對近代世界各國的教育理論和實踐有著比較深遠的影響。

誇美紐斯（1592—1670）捷克教育家。年輕時被選為捷克兄弟會牧師，並主持兄弟會學校。在捷克人民反抗德意志天主教會統治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爆發後的第十年，他被迫流亡國外，繼續從事教育活動和社會活動。他尖銳抨擊中世紀學校教育，主張「把一切事物教給一切人」。他首創了班級授課制，提出統一學校制度，普及初等教育，擴大學科門類和內容，強調從事物本身獲取知識。他從教育要「遵循自然」的前提出發，論證了教學的直觀性、系統性、自覺性和鞏固性等原則，還編寫了各種教科書。主要著作除《大教學論》外，還有《母育學校》《世界圖解》《語言和科學入門》《泛智學校》等。

19世紀末，「新教育運動」出現，對「傳統教育」脫離實際和忽視兒童等缺點給予抨擊。以美國教育家杜威（1859—1952）為代表的實用主義教育流派，發表了《學校與社會》等著作，強調「教育即生活」「社會即學校」「從做中學」等教育和教學原則，提出了以兒童為中心的「活動教學」，形成了「現代教育」思想和教學模式。「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之爭，是世界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兩種教育思想流派和教學模式的論爭，對教育理論和教育實際的發展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19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誕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教育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述，為教育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原理和科學的方法論基礎。20世紀以來，蘇聯和我國的教育學家根據並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包括教育原理）對現代教育的若干問題進行研究，出現了楊賢江的《新教育大綱》（1930）、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1939年第一版，1947年修訂，1948年再版，1956年第三版）、加里寧的《論共產主義教育和教學》（1945）等很有影響的著作。馬克思主義教育原理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教育學學科建設的指導思想。

綜上所述，教育學發展過程中存在著「源」與「流」的關系問題。教育學發展的「源」在教育實踐。教育實踐不僅是教育理論的源泉，而且是檢驗教育理論正確與否的標准。但當某一教育理論形成以後，就成為影響以後教育思想發展的「流」，成為現成的思想體系，反過來指導教育實踐的發展。任何教育實踐總是要在一定的教育理論的指導下來進行的；經過實踐，最後對原有的教育理論作補充、修改或者突破，以至否定原有的教育理論，而提出新的思想體系。教育學就是在這樣的實踐和理論相互作用、不斷反復而螺旋式上升和發展著。也可以說，教育學是在教育實踐和教育理論的這種互動過程中不斷向前發展的。